二本码农如何抓住红利 成功跨界迈向千万年薪路

虽然百万年薪如今已成为无数公众号在标题中拿来调侃的标签，但须承认并不容易做到。每个百万年薪故事的背后，都有大量的红利在助推。地区、行业、导师、职业、个人天赋……我们认为这些维度决定了一个人职业发展的胜算。

年薪多少不代表衡量成功与幸福的唯一标准，我们既不想教大家“厚黑学”，也不想写“幸存者偏差”的故事。这个系列，将会带你挖掘每位年薪百万的受访者在关键之时所做出的选择，愿我们能从中看见，红利潮水的方向。

老于，土生土长北京人，大学和工作也基本在北京。

“我知道一条必然通往年薪百万的秘密路径，”会面后，他开门见山地分享，“我见过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已经在这条路径里早早实现了百万年薪。”

这个路径就是：毕业先去行业知名的商业公司工作2-3年；再去北美Top的商学院攻读MBA，并在MBA的第一年借着投行和咨询公司进校挖人的机会，敲定北美一流公司的offer；两年MBA出来后，原先国内20多万的年薪就可能在北美雇主这儿翻升为14-15万美金的总包。

不瞒你说，我听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个“秘密路径”已经优秀到“听了等于白听”。它的先决条件是本科绩点必须足够高——单是这一点就让大部分人连上起跑线的资格都没有，对我们大部分的读者形成不了参考。

“您是按这条路实现30岁前年薪百万的吗？”

“不，我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我本科是二本，绩点也不高。”

“那您现在年薪多少？”

“300万。”

看来老于的故事还有更多“秘密”值得挖掘。

不甘于项目外包公司，老于选择去外企开阔视野

“臭北海，烂四十，流氓学校184。”这句顺口溜，说的是北京西城区当年最差的几所“大波轰 [1] ”学校。老于就是在这儿长大。

不知道，在受限的环境里总能做到一种另类的优秀，算不算是超能力：高中时期，老于是英语成绩最好的理科生，差学校普通班里的尖子生。最特别的是，在二十多年前没人知道信息技术行业会迎来爆发的时候，电脑老师和他关系贼好，并教了他一些C语言。

“虽然大学是二本，但我去的是北京二本里计算机专业最强的学校。”老于没掩盖住小小的骄傲。大一，他独立写了个俄罗斯方块的小游戏。网游还处于在线棋牌室的时期，他在大学寝室每隔几个月就能产出一款棋牌类程序，卖给彼时刚起步的联众游戏 [2] ，一次能赚2000元的外快——在当时，2000元也是北京部分地区二手房的单平价格。

2002年，刚毕业的老于进入了亚商在线 [3] 工作，起薪3600。用老于的话说，走进北京尚且为数不多的高档写字楼汉威大厦时“有被shock到”——算是初尝了程序员工作的甜头。过了一阵子，他随直属老板一起去了软通动力 [4] ，成了软通最早的一批员工。

没想到在软通一待，就是7年。离开前，他已是开发主管，带领60多人的团队，为微软做项目。然而一年最高的薪水也不过20万，他也从未奢望过百万年薪。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在一个财务系统的开发期间，老于读到了一本《财务管理精要》。“从数据中挖掘他人不知道的业务玄机”，一颗种子被种入内心。

2009年，凭借英语好、服务过微软、带过跨地区团队（中国/美国/菲律宾）的经验优势，老于决定跳槽去外企试试，最终进了惠普，起薪25万。

“也许是外企工作进一步打开了视野，我开始思索如何能把自己打造成复合型、非标型的人才。”当身边90%的同事都还沉浸在手头技术类工作的时候，种在他内心的那颗种子躁动了起来。

红利点评：多数人是安于现状、不愿意改变原有轨迹的。能跳出纯技术路线发展的思路，既需要及时看到自身现状的可塑性，也需要对业务、商业、公司经营“兴趣种草”的契机。

为了能转战商业，老于选择出国读MBA名校

2009到2013年，虽然外企在中国就业市场的光环尚在，此时的惠普却接连更换CEO [5]，间接影响了中国区的业务和职员的发展。

老于内心的那颗种子，终于在2012年的时候破土而出——他想去美国攻读顶尖商学院的MBA，彻底转型为商科人才。

为了写好择校申请过程中的MBA Essay，他专门买了块白板回家，在上面梳理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这也是他第一次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事业”这件事。

“32岁出国读MBA转商科还是很有挑战的——身边都是25岁左右的同学，要么比我年轻，要么学历比我好；周围还有同事觉得我过于理想主义，是在做梦。”

幸好，他十年来的工作经验在校方眼中得到了认可，淡化了对他本科院校和绩点（二本，2.9/4）的要求；同时，妻子也非常支持他的决定。经济能力上，他在惠普的年薪到了42万，也攒够了100万存款，足以支撑出国深造的梦想。

2013年9月，他如愿来到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 [6] 。

摄于密歇根大学，受访者供图

没想到的是，留学生涯成了他人生最煎熬的一段时光。过去，无论是在大波轰中学、二本院校，还是在软通和惠普，他都是“非优”环境里的优等生，自认为能力在人群里是中上；而到顶级商学院的第一年，当名企和投行进校挖人时，他却不断在面试中失败。

“无论是地域、行业、职能上，我都面临着转型，这三项中和他人相比都不占优势。”老于如此分析道，“以前在惠普的交付中心还管着300人团队，有点小自信。来了这才发觉自己‘啥也不是’。”

就在他即将拿到Google产品经理offer的时候，家中传来噩耗，母亲去世。

“回头想想，没留下来工作，倒并不觉得遗憾。”他还记得，在西雅图市中心被街头流浪疯汉抢走食物，被白人小孩儿比划歧视亚裔的鬼脸，在底特律看到被烧得焦黑的房屋群和需要捐款的的黑人社区大学……异国没有任何归属感可言。

这一届的学生总共6个班，400人，中国学生有12位，包括老于在内的半数中国学生选择了回国。

2015年的春夏之交，回国后的他们发现，中国的互联网雇主们已在求职市场中快速挤占了老牌外企的位置，高速的技术落地应用也重塑了他们原先的生活。

红利点评：和国内MBA项目相比，北美顶尖商学院MBA拥有更健全的直通名企的招聘通道，毕业后其资质也将获得更多公司的认可。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MBA，其他Master项目依然会重点考察本科GPA绩点。另外，全球顶尖商学院每年在中国的招生录取人数仅在500-1000人左右，老于被录取，部分得益于10年的工作经验，服务过微软、惠普等外企，以及英文 计算机的背景。如今十年过去，中美关系和当年已然不同，加上疫情原因，出国进修的最佳方案选择，还需谨慎咨询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士。

用三年向商科高端人才蜕变，老于选择云计算作为回国主赛道

回国后的三年里，老于快速尝试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司。

他先是和大学同学联手创业，主导营销与战略。创业的经验对技术人才转型商科的帮助极大，“一个人当三个人用”的高强度工作也加速了这一过程。这一年半，他的收入维持着和惠普时期相近的水准。

紧接着，他前往杭州，在网易to-B业务的战略部待了短短9个月，薪资谈到了约60-80万的年总包。同时，他快速见识、学习了国内本土互联网的工作节奏、决策过程。

2017年，他成功跳槽加入亚马逊AWS，年薪总包直接翻倍到120万。在云计算领域，AWS可谓是世界范围内的天花板。

这里的关键词，是“云”。

从创业公司，到网易，再到亚马逊AWS，老于的工作职责基本围绕营销、商务和战略展开，而业务领域则紧贴云计算。

早在2007年，还在软通服务微软的老于就得知客户正在全球范围狂找“高并行计算的人才”；但直到加入惠普，他才通过惠普的业务意识到云计算是未来的趋势。他没想到惠普的这段经历，最终能成为他进入网易看管PaaS [7] 业务战略的一个垫脚石。

而亚马逊作为IaaS [7] 领域的巨头，之所以愿意高薪聘用他，则是因为他不仅懂技术、懂商业、懂to-B客户服务、懂云和PaaS，还懂创业（创业公司是AWS看中的一块重要的客户市场）。

不知不觉，老于为自己的职业身份贴上了诸多标签。

他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复合型、非标型的人才”，也实现了当初“要进入世界一流的公司的战略团队办公室”的期许。

猎头的电话蜂拥而来。

2017年，拥有对更多机会的选择权的老于，决定接受一家老牌欧洲企业管理软件公司的offer，把云计算里名为“SaaS”的这块最后的拼图补全。

红利点评：事后证明， 选择云计算作为主赛道是无比正确的。云与to-B服务不仅成为了海内外多家科技巨头新的增长主引擎，对老于这样的“技术 商业”复合型人才也有大量的中高层招聘需求。选定赛道后，衡量具体offer时：可以看看是否能给自己贴上新的标签，和其他同质化的人才形成差异。

在看似逆红利的选择里，积累自己想要的

这家老牌的欧洲SaaS公司，在行业里算得上头部，但氛围却和AWS天差地别。

“当时的直属领导是麦肯锡出身，可以说是我的一个benchmark（标杆）。”和亚马逊AWS这种互联网基因的公司不同，这家欧洲公司里有大量真正资深的顾问，即使是在中国区的办公室里走一圈，也能见到不少头发花白、四五十岁的咨询精英。“在‘一流的管理咨询人才是如何思考的’这件事上，他曾带给我许多启发。”

和亚马逊AWS这种互联网基因的公司不同，这家欧洲公司里有大量真正资深的顾问，即使是在中国办公室里走一圈，也能见到不少头发花白、四五十岁的精英。

但老于被挖过来，要帮这家公司解决的首要难题，是在传统严谨的氛围里开拓创新。传统公司讲究流程清晰，而创新业务必定会挑战到旧的秩序，甚至产生内部冲突。这也是传统公司拥抱云计算创新时的一种阵痛。“比如想要和客户一起尝试最新一代的技术，但销售部门的同事为了保证商业转化，则更倾向给客户提供上一代、更成熟的技术方案。”

在这种新旧思维冲撞的进程中，老于选择紧贴市场，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市场摸盘中：他和团队扫描了中国to-B创业领域里的400多家公司，聊了100多位CEO——这些努力，不知不觉又为他下一阶段的职业打下了基础。

“猎头经常带着华为云、腾讯云等职位来找我，最后都没聊下去，”老于回顾着在这家欧洲公司的四年，“因为对方找来的职位，基本和我已经在做的事情是一样的，面向的也都是国内同一批客户。”

此时他的年薪已经到达接近300万的水平，职级升为Executive Director（再往上就得挑战VP级别了），哪怕对方再多开100万的总包，也不再能影响他对机会本身的判断了。

既然欧洲公司里的SaaS经验已帮个人履历完成了“云计算的最后一块拼图”，老于也该思考今后的目标是什么了。

“在创业公司、国内外各种类型的大公司走完20年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真正的事业使命。”他想了想，认真地给自己作出了定义，“我其实是一个建造者。”

红利点评：从AWS去欧洲公司，钱涨了，但从公司的先进程度而言，似乎又是一个“逆红利”的选择。老于其实很清楚，自己是要从最先进的公司去到创新进程相对落后的公司——但他也知道，落后的公司里也有适合自己拾取的能力和经验，“逆红利”中也能找到给自己的加分项。

发现最初的兴奋点，选择做一个建造者

在老于的定义里，建造者（Builder） [8] 意味着自己能用代码创造出一款产品，并在市场中被广泛应用，甚至成为某种标准。

“纯商科路线的工作里，我是一个掮客（Broker），是链接产品和用户的角色。”他回忆起大学时那种用代码创造出一个小游戏时奇妙的感觉，“而我如今发现，结合Broker经验，去对产品本身进行创造发明，才是我真正的兴奋点所在。”

2022年，老于从欧洲公司离开，打算把过去在顶级商学院、咨询公司面试中见识到的商业决策模拟沙盘，提炼其理论模型，开发出一套用于企业培育中层、选拔精英管培生的SaaS软件和服务。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让普通公司也能像麦肯锡一样精准挑人。”

故事的最后，老于声称，自己的事业其实还从未迎来过腾飞。

在他看来，MBA算是职业最重要的分水岭，扫除了“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障碍；AWS和欧洲公司里涨薪速度有了飞跃，但也代表不了事业腾飞。“兴奋点只有挣钱的人也走不太远。”他补充道。

他对事业腾飞的定义，是自己做公司，让公司和产品实现千万、甚至更高的收益，以此证明事业的价值。

“中国一定会有先进的SaaS问世，让国外公司争相复制。”我看见这个40多岁、简历或许会因年龄而被现今国内互联网大厂pass掉的中年男人眼中，闪烁出一道独属于创业者的光。

红利点评：领导力培训市场并不是个新的赛道，各种测评软件已经层出不穷。但老于的竞争壁垒在于：全国真正懂管理咨询的人不过几千，同时拥有代码能力的人更为稀缺（这个沙盘的初期代码和架构均由他亲自操刀），解释和优化人才模型的能力也掌握在他的过往经验中。

老于显然吃到了云计算的红利。

更早些时候，选择计算机专业也为高薪埋下了伏笔。

“我曾有位大学同学，2006年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回老家杭州去了阿里，结果后来做到了P10，现在已经处于退休状态。”老于有些感慨，自己也许并不算踩中大环境红利的人。也许大环境的红利总是难以捉摸、有运气成分。

但个人依然能从自我出发，挖掘红利——跨界，便是其中一种方式，能给我们的职业生涯带来奇妙的化学反应。

当有一天，我们能放下单一职业的刻板印象，通过跨界给自己贴上精心组合的标签，便能在同类竞争中，成为那个最另类独特、最有非标优势的职场黑马。

你觉得老于提到的这条“年薪百万”的路径对现在有借鉴意义吗？

计算机行业的朋友们，你有没有踩中红利的经验分享？

欢迎在评论区畅所欲言，一起探讨~

作者 | 陈桐

封图来源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