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礼士胡同「北京哪里有胡同」

在北京东城区，乘坐地铁会经过一个站名叫南礼士路。熟悉的人都知道，就在那儿附近，有一条幽深的巷子，叫礼士胡同。

听到这个名字，有文化的人立马会想到一个极其文雅的成语：礼贤下士。仿佛这条胡同的来源跟某个礼贤下士的贵族公子有关，其实这样想，倒错大发了。

原来，这条胡同跟文雅毫不沾边，甚至南辕北辙。在明朝的时候，这条胡同不过是贩卖骡子和驴子的集市，由此人们称之为“驴市胡同”，但有时也叫“骡市胡同”。驴子的交易量压过骡子的交易，因而才被公认为驴市胡同。

驴市胡同，正是今天礼士胡同的真名。

当年，在这条热闹非凡的驴市上，胡同里到处竖立着长长短短的木桩子，木桩上拴着骡子、驴子的，也许还有一些牛马。卖家就站在这些牲畜旁边，等待着买家前来看货。通常，买家要在众多的牲畜里不断挑选。懂行的人，必然要掰开驴嘴，探察牙口怎么样。

更为有趣的是，当时的买卖双方在谈价时，绝不会开口只说，而是非常含蓄和沉默。他们拉起衣襟，然后指头伸在衣襟下。双方不断摆着手指头，表示价钱。一来一往，一番妥协后，卖家不再变更指头数的话，价钱就定了。买家愿意的话，就需要付钱，拉走一头驴子回家。

此外，胡同的集市上还有相关服务的摊儿。比如打铁掌的。刚买的驴子或者骡子，买家需要给它们钉铁掌。打铁掌的自然得烧起熊熊的炉火，风箱被拉得呼啦呼啦的，师傅的锤子叮叮当当。另外，还有摆摊给牲口看病的兽医们，他们也赶到集市上，凑个热闹，赚些生活费。

据传，这条胡同里的骡驴集市，一直延续到了晚清。

直到宣统年间，牲口集市才被废除，胡同少了一些喧哗热闹，多了一些平静生活。由此人们借着谐音，给这条胡同改了名儿，就叫“礼士胡同”，一下子变得文雅多了。

据说，在礼士胡同的街北，原本有一座古刹，叫报恩寺。等到明代天顺元年，那座古刹又被改名为昭宁寺，也叫常宁寺，并由当时的大学士李贤撰写碑文，不过可惜的是，那块碑早已失传，消失在历史烟云中。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一位堂堂宰相，竟悄然住进了整日价喧哗的驴市胡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宰相刘罗锅。刘罗锅是他的外号，他真名叫刘墉，号石庵。在胡同的西头，南墙上从前有一道横石，上头刻着“刘石庵先生故宅”。遗憾的是，那道横石不知被哪个小偷给盗了，如今已经看不到了。

依据清朝一位作家震钧在《天咫偶闻》的记载，刘罗锅的宰相府就在驴市胡同的西边，横跨巷子南北两侧。后来，街北的宅子竟被用做了一家餐馆，总共五间，门口有一棵青桐，据说是刘罗锅生前亲手栽种的。再到后来，那家餐馆不见了，倒变成了一座两层的水泥洋楼。

至于街南，也仅仅剩下两座小杂院，依稀从其中的绿栅红窗中可以想象，这在当年不是一般人的宅子。

那么，为啥堂堂一国宰相，竟选这么个闹哄哄、臭熏熏的地界儿作为府宅？这也许跟满人的歧视政策有关。当年，汉人再大的官儿，都不可能跟满人住在同一个社区，只能住在远远的南城去。

刘罗锅的老爹刘统勋，之前也住在这条闹哄哄的驴市胡同里，而且据说还是皇恩浩荡的结果。然而，刘罗锅的老爹做人向来低调，并不怎么羡慕住在内城的高官显贵，他在这条胡同里安居乐业，简直就像一个小老百姓那样。

就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天，这位老爹在上朝的大清早，竟然给冻死在半路上。这差不多相当于因公殉职，因而惊得乾隆皇帝坐立不安，办丧之日，皇帝亲自来到驴市胡同，登门祭奠自己的员工。可惜，刘家的门面太低，皇帝的轿子进不去，最后只好把轿子的顶盖给揭了，乾隆才好不容易进去祭奠。

乾隆皇帝登门祭奠，这桩事件，自然成了驴市胡同当时的一大新闻，惹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没想到，刘统勋大学士死后，自己的儿子刘墉竟也考中进士，也成了大学士，后来都当了宰相，同样又住在驴市胡同里。于是京城不断盛传：驴市胡同里，一门两宰相。

果然了得，父子宰相为一条驴市胡同赢得了相当的荣耀。

刘罗锅还有个侄子，叫刘之，也住进了这个胡同。他是个读书的料，轻轻松松考中了进士，但是在官场上比爷爷和叔叔要逊色不少。嘉庆年间，他好不容易被提拔为一品大员，谁知很快竟因渎职，被炒了鱿鱼。由此，刘家便渐渐败落得不成样子。

再说胡同东口路北123号，则是另一位清朝大学士的宅子。这位大学士叫爱新觉罗敬信，是满族宗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被授命为体仁阁大学士，不过第二年就因病辞职了。此后，这位大学士又跟自己的儿子——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墨麒住在一起，因而那座宅子又被人们称为礼士胡同墨家。

不过，到了民国时期，这所墨家宅院成了蒙藏院。如今，它则变成了另一个教育机构：礼士胡同小学。当年大学士的宅子成了小学学校，似乎有一种戏剧性。

此外，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有一位协办大学士住进了礼士胡同70号。他是慈禧太后的股肱之臣，名叫世续。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时，他就留守在城内。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他担任资政院总裁。再之后，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这位清廷大学士，第一个赞成溥仪应当退位，寻求磋商谈判。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个相当狡猾的历史角色。

总而言之，礼士胡同至少住过清朝四位大学士，他们的身份都非同一般。他们的学士身份，倒也符合“礼士胡同”这名儿。

再说说胡同129号，这可是清末汉阳知府宾俊的府邸。这是个相当宏伟的古典豪宅，雕梁画栋，气势非同寻常。正因为这座府邸宏伟，以至于临街竟有三间大门！大门的两侧是八字形的屏墙。屏墙与四面围墙的上端，雕满了精美无比的砖雕花。即便是门外的便道上，连那些石墩儿都精致无比，令人赞赏。

这样造型装饰精美的府邸，在整个京城也是相当罕见的，更不要说在一条胡同里！

到了民国，日本有位投机商人叫李彦青，他趁日本发生大地震，贩卖大米发了一笔横财，成了暴发户，落脚在北京城。他一眼相中了礼士胡同的这座豪宅，不惜花费巨资，一口气买下了它。

不过，这位日本商人并没住得多舒服，等到曹锟上台时，他竟被莫名其妙地枪毙了。那所豪宅也就落入他人之手了。

这个人的身份竟然同样是一位商人，而且是盐商巨富，当年的“天津八大家”之一李善人的儿子李领臣。李领臣倒也是个懂得装潢的人，他请人专门进行设计，将这座豪宅重新装修了一番，显得更为典雅宏伟，成为京城豪宅第一。

谁知，到了新中国成立后，这所豪宅一度竟成了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让这帮老外恣意享受。

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个宅院成了中国青年报社的根据地。对于一家报社来说，虽然这种办公室有点奢华，但能做出应有的成绩，也就没啥问题。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所豪宅再次易主。当时的“四人帮”有一位能干的手下，名叫于会咏，他当上了文化部部长后，便优哉游哉地居住在里面。再后来，这个宅院成了广电部电影局的地盘儿。自然，许多名人都经常出入这个宅院，据说可以列出一份相当长的名单：周恩来、郭沫若、张春桥、赵忠祥……

如今的礼士胡同已非往日，绿树成阴，两边则是灰色的高墙大宅，巷子里显得幽静深远。如果溜达着，就会在中间路北的墙上看到十几块精美的砖雕。那些都是清朝时候的玩意儿，甚至连故宫都没有呢，实在稀罕。

正因为如此，这条胡同倒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胡同文化展。那些彩色的展览板块中，记录着历朝历代的名人，也记载着胡同几个世纪以来的变迁。总之，这样的特色活动，在北京所有的胡同中也算是独树一帜。

说到礼士胡同，顺便提提另一个胡同，叫吉兆胡同。这两条胡同的命运几乎很相似，而且是相连的。吉兆胡同，原来是鸡爪胡同！

不过，在从前，北京有两条胡同是以“鸡爪儿”命名的，也就是说从前有两条不同的鸡爪胡同。一个在东城区，一个在西城区。

先说东城区。东城区的鸡爪胡同，位于东四牌楼东边，是一条长不过229米、宽不过8米的小巷，总共不过十几个门牌。这个胡同是由三个分支岔道组成的，鸟瞰地形，就像一只老母鸡的鸡爪。

相传，民国“临时总执政”、“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当年一度就曾居住过鸡爪胡同。不过，老北京人叫起鸡爪胡同就像“鸡罩胡同”，而“鸡罩”，有鸡笼之意。堂堂的执政大人怎么能住在鸡笼里，岂不有伤大雅。

于是乎，段祺瑞很不高兴，特意下令，命令警察总监按照鸡爪胡同的谐音，改个好听的名儿。这不，从前的鸡爪胡同，就变成了谐音的“吉兆胡同”，取预兆吉祥之意，并沿袭到了今天。

再说西城区的那条鸡爪胡同，它位于阜成门外北礼士路。早在明清年间，在此附近有个热闹的驴市。但别误会，这个驴市并不做鸡鸭买卖。由于驴市旁的街巷通常缺乏规划，斜岔分支也较多，俯视就像个大鸡爪，因而人们俗称为“鸡爪胡同”，与当年的驴市胡同相连。

由于鸡爪胡同在北礼士路的西边，自北向南数第五条胡同，于是，后来便改成了“北礼士西五条”。

可以说，与东城区那个鸡爪胡同相比，这个胡同要朴实得多，紧临驴市，几乎全住的是底层的平头老百姓，没住过达官富豪，也没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历史典故。

总而言之，当年的驴市胡同与鸡爪胡同，算是老北京最底层的贫民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