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纪录片拍摄者张焕财：我就是一只脖子上挂着DV的“鸡”

张焕财说自己不是一只安分的“鸡”。写作、拍摄，这些看起来“与农民身份不符”的事情，已经闯入他的生活30年，并硬生生的将他的生活撕裂成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诗意的，是关于创作与梦想的;另一个世界是坚硬的，是关于荷包与活路的。

张焕财在田间拍摄。受访者供图

画面里的都是农民，一群一伙的，农民在唠嗑，农民在嗑瓜子，农民在吵架……

8月25日，一部名为《西万公司》的纪录片在西安一家影像沙龙上映。晃动的镜头、嘈杂的噪音，半身的人像，大量重复性的画面，放映结束时，“掌声还算热烈”。

57岁的关中农民张焕财是这部片子的拍摄者，这部片子他拍了六年，聚焦的是西安的人市(即农民到城里聚集揽活儿的场所)。

“农民好像麻雀，你看不出来这只麻雀和那只麻雀有啥子不一样。城里人看人市，觉得农民每天都在那儿闲坐着，一整天打牌的、打闹的，实际上有的人揽着活儿就走了，有的人干活儿干累了、没活儿干了就回来了，每天是不同的麻雀在循环转来转去。”

张焕财喜欢用这样的比喻，他说人市的农民像麻雀，他说农民像刨食的鸡。必须每天刨食吃，并且只有勤快的“刨食”或者会动脑子，才能成为比一般农民日子过得好的“肥鸡”。

张焕财说自己不是一只安分的“鸡”。写作、拍摄，这些看起来“与农民身份不符”的事情，已经闯入他的生活30年，并硬生生的将他的生活撕裂成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诗意的，是他说起来滔滔不绝的，是关于创作与梦想的;另一个世界是坚硬的，是他不愿多提的，是关于荷包与活路的。

“他就是在做白日梦”，他的婆姨(陕西话的“媳妇”)齐慧芳说，“我就想我们一天扎扎实实的挣点钱，替娃把媳妇儿寻上。”

“我是一只脖子上挂着DV的鸡。除了刨食之外，还梦想着高雅的文学和DV。” 张焕财说，不肯放弃梦想，他就必然不可能成为“肥鸡”。“但我的‘鸡伙伴’们是认同我的，因为从来没有一只鸡象我这样亲密的、忠实的、常年给他们纪录吃喝拉撒、喜怒哀乐。”

张焕财和妻子齐慧芳。

“西万公司”

打眼一看，人市里农民的样貌几乎没啥子分别，通通的皮肤黑粗，衣着土气，肚子上有圈赘肉。女人把头发在脑后随意一挽，穿那种路边摊常见的碎花上衣;男人则一律是深色衬衫T恤，沾着泥巴渍的深绿色军鞋。

把张焕财丢进人市里，你绝不可能很快找到他，平头，肤黑，小肚腩，他就是人市的一员。

1998年开始，陕西省蓝田县史家寨村民张焕财跟着村里人来西安打工，初识“人市”。他听村里老人讲，解放前西安就有人市，来城里揽活儿的农民聚在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洞子底下，建国后随着农村集体化而绝迹。

改革开放后，人又开始聚集，“南门聚集了蓝田、长安和周至、户县的人，北门人市则是泾阳、三原、高陵、蒲城的，东门人市以来自灞桥、临潼、渭南的为主，西门人市则是咸阳、礼泉、乾县的。”

西万路人市则是随着城市的建设形成的，张焕财说，人市影响交通和市容，屡遭城管驱散，后来就挪到了文艺路、西万路、太白立交等处。

没人知道“西万公司”这个名字最初是谁喊起来的。张焕财说，“西万公司”其实是一种农民的自嘲，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家公司。城里的正式工人有医保、有节假日、有防暑降温费，老了还有退休金，而农民工啥也没有。“西万公司”一词代表了农民工潜在的心愿，有个单位，“当个公家人，端上铁饭碗”。

这个词在西万路人市广为流传。农民揽活儿，人家一问，你是哪儿的?农民回答，俺是西万公司的!大家都哈哈一笑，这是个农民梦想中的公司。

揽活儿，上工，领工钱;揽活儿，上工，领工钱……除了手上的老茧愈发厚实，“西万公司”里的日子似乎每天都在重复。

秋天里的一件小事触动了张焕财。有个农民工躺在人市的条凳上睡觉，一个“长毛闲人”来了，他“先是把农民工外面的口袋翻了个遍，掏出二元钱、打火机，然后解开民工的外衣纽扣，手伸进里面衣服的口袋，接着再解开贴身衬衣，从衬衣的里口袋里掏出两张十元，一张两元，还有两张一元”，全程旁若无人，每找到一样东西，小偷还给围观的人做鬼脸。

张焕财想上前制止，却被乡党按住，“他不是一个，跟前还有三个闲人呢，他一喊，至少来十几个，还不把你给打死?”

几十个农民工就这样围着，看小偷一层一层把熟睡的人的衣服拨开，这时有人说：“你看他，像是医生给人做手术呢!”张焕财一听，太形象了!这狗日的窃贼!要是电视台来把他偷窃的全过程拍下来的话……

他决定自己拍。

张焕财在拍摄纪录片。

“他几乎是个最佳人选”

拍人市之前，张焕财已经拍了许多年的乡村。

2005年，知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参与了欧盟和民政部合作的一个村民自治培训项目，他提出找村民来拍纪录片。

吴文光招募到了10位农民拍摄者，其中就包括张焕财。

“他几乎是个最佳人选”，吴文光还记得张焕财写的报名信，说自己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发表过文章反映农民不公平的待遇，“他一直有话要说”，还附上了自己发表文章的复印件。

张焕财给吴文光最深刻的印象是勤奋。经过简单培训后，每位农民拍摄者带走了一台摄像机和10盘空白录像带，带子能拍10个小时素材，“最后剪出10分钟的短片”。其他人拍了三五盘，张焕财不仅把10盘带子全拍完了，还自己买了20盘。

这些光盘都是张焕财拍摄的纪录片。

张焕财拍的是《一次失败的农村选举》，他选了三个村子，“一个富裕的，一个穷的，一个征地搞开发的”，富村和搞开发的村子，好多人争着当村干部，给村里人“每人发一包五块钱的云烟，那时候我们抽大雁塔，三毛钱”，而穷村则“选谁谁不愿意当”。

拍摄的结果让吴文光满意。“效果超过十倍我对他的预估”。吴文光说，和专业的拍摄者相比，张焕财本身就属于被拍摄场景和人群的一部分，“这就好比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打量。他就是其中的一棵树，而不是一个闯入者”。“这个摄像机就像他身上多出来的器官一样，最自然、鲜活。”

拍摄结束后，吴文光延续了这个项目，称之为“村民影像计划”，让农民们继续拍摄，每年可以来北京的工作室剪辑，报销食宿和交通费用。张焕财一发不可收拾，连续6年，从《我的村子2006》一直拍到《我的村子2011》。《西万公司》已经是他的第八部纪录片作品。

他拍村里的庙会，拍种田，拍村民闲谈、下棋，拍自己和婆姨的炕头聊天……

他拍乡间的老标语，因为“每条标语代表了一段历史”。张焕财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去找标语，抗美援朝时期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大跃进时期的，“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最多的就是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刷得到处都是。婆姨村子大队部外有面高墙，上面满满的全是标语，大门两边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还有工农兵文化的、社教运动的，再近一些就是征兵的、生产队搞责任田的。

一条计划生育标语最有趣，农村土墙上用红漆刷着，一胎结扎，二胎上环，三胎流产。不知何时，“一”字被村民用锅底灰上下各加了一笔，变成了“三胎结扎”，“二”被改成了“四”，“三”被改成了“五”。红色油漆和黑色锅底灰交映在一起，有一种“荒唐的反差”。

吴文光说，“我的村子”系列，张焕财把他和乡亲们的生活都拍了出来，充满着“乡土的情感和生活现实的抱怨”，通过这些片子，能看到他生活村子的底蕴和人情，“不是扁平的，是带着冷和残酷的”，是“乡村的坚硬的诗意。”

张焕财。

“真实的泼烦日子”

拍人市之初，张焕财并没有过多想“主题”的问题，他只想“真实的呈现那些泼烦日子”，“反映当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两个包工头抢活儿，各自带着手底下的农民工去守搅拌机，谁也不许开工。几十个农民工两边对峙，包工头则在后面踱步。对峙了十多分钟后，大老板把两个包工头叫去训话了，双方的民工都轻松下来，有人坐在地上休息。

双方开起了玩笑。有人说，包工头他们争风吃醋呢，我们为啥来?不就今天有没工钱的事，划得来拼命?

还有一次，来了个大老板，几辆大巴车把整个西万路人市的农民工全拉走了，承诺一天给100块钱，也没说具体要干啥。等到了地方大家才发现，他们要去充当打手，吓唬那些不肯拆迁的村民。

一群人稀里糊涂地往村里走，结果冲出来四五十个老头老太太，有人挥着铁锹，有人骂他们，“你个瓜人，啥钱挣不了，这个钱都挣!”一个农民工差点被铁锹打到，“吓得屁滚尿流”。

在村民前面败北以后，农民工们撤了回去。张焕财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都是农民，为了100块钱，就要站在对立面。结果最后钱也没挣着，大老板说，他们只干了半天，一人只给50块。

在人市上打工之余，张焕财一直在拍摄。为了方便拍摄，张焕财买了一台手机大小的手持DV，电量和内存都有限，有时拍了一天电要耗尽了，内存也满了，突然发生了好玩的事，他也只能干瞪眼。

张焕财买的DV机。

拍一些带冲突的事情时，为了不让被拍摄对象发现，张焕财尽量不看小DV的屏幕，假装打电话，或随意的放在胸前。有次农民工在工地上被砸伤，他拍了半天，最后发现内存满了，根本没拍进去;还有一次工头吵架，他以为都拍了下来，结果发现没按下录制键。至于拍出来缺胳膊少腿只有半个脑袋的，更是比比皆是。

在工地上，他不止一次发现包工头为了节约成本，往水泥里掺东西，“这样盖出来的房子肯定不坚固，但是我不敢拍。”

拍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时，他则大大方方地直接拍摄。“农民工不干亏心事，不担心被曝光，相反他们觉得有个摄像机能反映他们的真实生活会更好。”

有一年腊月二十七，一个工友决定不回家过年。他穿件脏兮兮的破棉袄，坐在人市的地上。张焕财把镜头对着他，喊他不要坐地上，太冷。工友“不在乎镜头对着他”，一脸疲惫的样子，说反正我也没地方可以去。

为了方便拍摄，张焕财甚至在人市边上开过一家小饭馆，2014年前后，城中村的一间小门面月租金只要300块钱，他把摄像机架在桌子上拍，结果一个月下来，没有拍到理想的素材，还赔了几十块钱。

张焕财拍摄的纪录片截图。

“把人市最兴旺的时代送走了”

拍摄六年，张焕财发现，西安的人市也变了。

六年时间，“一个曾经兴旺的、号称十万民工的民工村木塔寨拆迁，一个民工歇息找活的西万路十字西南角的大城市公园拆迁，一个西安最大的惠民劳务市场拆迁，一个民工们日夜找活歇息的西万路大十字架起了立交桥，张焕财感慨，从此农民工心目中的“西万公司”等于是名存实亡了。

“西安人市最鼎盛的时候是2010年到2014年”，张焕财记得，那几年是西安的拆迁高峰，农民工特别好找活儿干，“感觉所有农村人都来了”。

文艺路人市有铁栏杆围成的约十亩地大的空地，鼎盛时期揽活儿的农民工能全站满，“我们管那里叫羊圈”。

农民工夜里就住在附近的城中村，张焕财说，早先的农民工没有现在“奢侈”，舍不得租房子，晚上就睡地上的大通铺。城中村到处是供农民工歇脚的“旅馆”，住一晚“一毛钱两毛钱五毛钱的往上涨，涨到了后来一块钱一块五两块钱”。

那时太白南路人市旁的城中村木塔寨号称住着10万农民工，“早晨农民工汹涌而出，晚上像鸟儿一样回来了。”

“那时候挣着一点工钱，夜里都发愁没地方藏，人穷了好像都成了贼，每晚上都有叫着骂着，说丢了钱的。每晚上都有人骂耍流氓呢!原来人把钱藏在贴身的胸部或者是三角裤里也有人摸，不敢骂对方是贼，只好骂对方耍流氓。那会简直怀疑晚上睡地铺的不全是农民工，满西安市的小偷都也来打地铺了。”

这几年，大规模的密集拆迁少了，揽活儿的方式也变了。以前是包工头现场找农民工，现在更多通过手机联系，人市就慢慢萧条了。

人市最繁华那几年，张焕财也好找活，收入“相对高一点”，后来萧条了，收入也少了，张焕财感觉自己“把人市最兴旺的时代送走了。”

整座城市也在变化，在《西万公司》里，来人市上找人的车子，从以前一水的面包车渐渐变成了小轿车;偶尔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制服也换了几茬，最近是穿着笔挺风衣的靓丽女警。城市也气派了，以前街边灰头土脸的小铺子换了招牌，“很大，很亮，门脸很气派”，售楼中心、房屋中介多了起来。

8月25日，《西万公司》在西安一家影像沙龙上映。上映前，张焕财惴惴不安，毕竟，这是一部绝不专业的纪录片，全部由张焕财自己剪辑，充斥着晃动的镜头、嘈杂的噪音，半身的人像，大量重复性的画面……

光是杂音就数不过来，人群的吵闹声声，工地上的磕头机声、拖拉机发动机声、马路上鸣笛声、巡逻人驱散人群的吆喝声、树上的知了声……

但张焕财认为，这就是人市上农民工的真实生活，放映的第二天凌晨，张焕财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这是最简单的农家饭，简单到只一点点盐，菜是剁都没剁，粮食也是原颗粒，然后影像也是土里长出来的。”

张焕财拍摄的纪录片截图。

农民的骄傲与挣扎

张焕财老了，不再经得住长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他和婆姨齐慧芳在南城一家农贸市场租了间铺子，卖劳保用品。

铺子不到10平米，顾客寥寥。

密匝匝的手套、围裙、口罩、雨靴中间，张焕财和齐慧芳正围着一张小桌，吃刚买来的秦镇米皮。和油泼辣子的喷香味儿混在一起的，是对面调料店的呛鼻味儿。

张焕财在他的劳保用品店看书。

齐慧芳并不认同张焕财的事业。“整天不挣钱还贴钱”。

小店一个月只能赚两三千元，支撑不下去了，张焕财就去人市上打打零工。在齐慧芳看来，开店也是张焕财的私心，“我看店，他就能到处去拍。”

齐慧芳抱怨，来西安10年了，一起来的人早都买了房子，只有他们还是租房，也没攒下钱。给30岁的儿子娶媳妇几乎成了她的心病。“现在娶媳妇至少要花10多万，还不算盖房子。”别人给介绍对象，来了一问，有房子吗?有车吗?这事儿就黄了。

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张焕财也烦恼，“我也想挣钱，钱不来找我，我有啥子办法?”他说自己写作、摄影，除了想“做点有价值的事”，也寄希望于籍此赚钱。

他想考进报社，但只有高中学历，“最后只能给报社送报纸”。他曾进城，把一部做好的片子给一位朋友看，“人家看不都看”。他记得那年新闻里整天是抓本拉登，一位帮他剪辑的朋友挖苦，你的片子要是能获奖，本拉登都抓住了。后来本拉登被击毙了，他的片子投稿还是“连门都摸不着”。

但张焕财有自己的傲气，他坚信自己的东西是鲜活的，是“基层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我做的东西可能文化人还做不出来”。

他准备坚持拍下去，“我已经走到半山坡了，只能往上走”，他希望他的片子得到更多的人认可，有更多的放映场次，“我已经坚持了12年，再坚持15年，20年，尽我所能地坚持。”

《西万公司》的结尾，长达两分钟的片段里，一个穿格子T恤、褐色短裤的中年男子站在马路对面，脖子上挂着一个红色收音机，不知道在放着什么曲子。男子面向马路上的车流和人流，有节奏的扭动身体，手上下左右地比划，似乎在指挥交通，又似乎在给音乐打拍子。

面对记者“他是不是精神不正常”的问题，张焕财显得有点尴尬，他解释，那是人市上的农民工，他的动作是劳动的动作，刮水泥、码砖头，“他是用自己的想象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出来”。

“他在那里表演，那么多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别人对他视而不见。农民不管做什么，外人看他都是不正常的，但用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个镜头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曾四次高考失利，多年坚持写作和拍摄，仍住在出租房的农民，声音忽然变得哀伤，“我就像那个农民工，别人当他不存在，也没人当我存在。”

片子最后，这个男子转向一侧，像跳交谊舞一样迈着小碎步，一步一步挪出了镜头。影片到此，戛然而止。

文|新京报记者王婧祎 实习生杨雨奇

编辑|胡杰 校对|陆爱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