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的物价压力呈现极大的分化

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上涨的物价、高企的房价、拥堵的交通，在城市生活如牛负重。城市居民享有各种资源，同时又必须承受日趋增加的生活压力。这让人不禁疑惑：享有美好的城市生活，难道是一种奢望?

为此，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推出《中国34城生活压力榜》，从物价压力、住房压力和出行压力三大维度出发，综合衡量城市居民显性的生活压力，继续回答转型中国的“城市之问”。

评价对象与不久前发布的《中国34城公共空间体验榜》一致。不过，《生活压力榜》为负向排名，排名越靠前表明生活压力越大，排名越靠后的城市越宜居。

评估结果显示，在住房压力助推下，深圳生活压力超过上海、北京位居第一，三座城市共同构成第一梯队;广州是最容易生存的“一线”，而重庆“反超”广州，位列第四。

这与公众的感知较为一致：城市经济体量越大，城市提供的资源越“好”，相应的生活成本越高。

出人意料的是，之前在《公共空间体验榜》表现欠佳的工业城市和中部城市，凭借在“住”和“行”的低分值表现，展现出“压力适中”的明显特征。被评估的 34 座样本城市中，乌鲁木齐、宁波和无锡成为生活压力最低的三座城市。

综合《生活压力榜》的评估结果，我们的观点是，在未来的“理想之城”争夺战中，一线城市以及部分“准一线城市”，将遭遇住房压力和出行压力的双重挑战;沿海地区的工业城市以及部分中部城市，将凭借高性价比的“住”和“行”，吸引新一轮人口流入，冲击中国城市格局。

在“理想之城”的评比竞赛中，工业城市和中部城市仍有反超“一线”机会。

以下是分指标分析：

物价压力值：东莞第一 北京最低

生活从日常的柴米油盐开始，城市居民感知的生活压力首先是物价的压力。

我们将物价压力值定义为人们日常生活开支所承受的压力，通过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三项指标来衡量。

经测算，一线城市的物价压力呈现极大的分化。被评估的 34 座城市中，北京成为物价压力最低的城市，上海倒数第三;广州和深圳的物价压力值则位居第七和第十一，属于中上游水平。

而物价压力最高的城市为东莞，紧随其后的有太原、成都、哈尔滨、佛山、贵阳、广州、南昌、福州、重庆。由此可见，部分新一线、二线城市的物价压力比一线城市还大。

这样的排行结果可能不符合许多人的认知。这是因为物价压力不仅和商品零售价格的绝对值相关，还和家庭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等因素相关。

尽管一线城市的物价看起来比其它城市要高，但人们感知的物价压力却未必与之同步。因而，在物价压力的榜单上，并没有呈现城市规模或者区域分布的集聚。

以北京为例，作为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一线城市，北京物价压力最低。一方面，北京居民收入较高，可承受更高的物价水平;另一方面，较高的住房支出撑大了日常生活支出的基数，也拉低了恩格尔系数。

而即便剔除了住房支出，我们仍相信，北京物价压力在34座城市中仍属于较低水平。这是因为北京恩格尔系数远低于其他城市，2018年就降到20%。

2019年，北京人均食品烟酒支出总额为 8608元，在34座城市仅位居中上游，还不及长沙、宁波等城市。同时，北京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也比大多数城市低，这意味着北京物价较为稳定。

在34座城市中，这样的案例还有杭州、上海和苏州等城市。这些城市展现出某种城镇化的可能：较好的发展机会和较低的物价并存。

这充分显示，北京、上海等城市能级到较高程度后，居民家庭收入得到较为理想的增长，消费市场的自我调节和政府部门的市场治理已达到较高水平，值得其它城市借鉴。

令人意外的是，在34座城市公布的最新数据中，16座城市恩格尔系数高于全国平均水(28.2%)，天津和青岛则和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仅有16座城市，不及样本总数的一半。

也就是说，被评估的34座城市，整体表现尚未达到全国“平均线”。原因在于，这34座城市经济体量较大、公共资源供给相对充足。随着全国性人口或区域、省域人口的涌入，物价成本被抬升，如果无法实现家庭收入同步上涨，则有可能出现比其它城市更大的物价压力。

住房压力值：佛山、长沙“轻松入住”

住房压力值聚焦于人们最关注的“住房难”问题。

在“住”的问题上，人们的压力感主要来源于房租、房贷支出占比。鉴于此，我们运用房租收入比和房价收入比两项数据，衡量不同城市的住房压力值。

测算结果显示，一线城市是住房压力最大的城市。深圳、北京和上海位列前三，其压力系数遥遥领先其它城市。

特别是深圳，这座公认的买房难城市，其实租房也贵，房租收入比高于北京位居第一。因为深圳房租虽然只比北京低7%左右，但收入差距更大。深圳沉重的住房压力，将其推至生活压力最高的城市。

厦门以较为明显的数据超越广州，成为34座城市中最难“安居”的第四座城市;广州、天津、福州和南京则位列最难“安居”的“第二梯队”。

我们试图以更直观的结果展现这些城市的“安居”难度。我国目前人均住房面积约为39平方米。以收入的均值测算，租住一套39平方米的一居室，在深圳、北京和上海需要付出超过一半的月收入，具体比例为60%、56%和51%。

而如果单人购买同等面积的房屋，在深圳需要49年，比一般人的工作年限都长，而在北京和上海则分别是 34年和 31 年;如果将购房需求扩大至 60 平方米的二居室，深圳、北京和上海的居民则需要储蓄76年、52年和48年的收入。

对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数字单是念出来就让人焦虑无比。这解释了北上深“打工人”频繁搬家、挤合租屋的现实，也同样解释了北上深的人们艰难买房“上车”的辛酸。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城市呈现出收入偏低导致房价压力增大的态势，这类城市包括厦门、天津和福州，住房压力与广州相当。尤其是厦门，其房价收入比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相当。

另一些城市则显示出收入上涨，以致于房价收入“剪刀差”缩小的态势，这类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地区。最可圈可点的是苏州，这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南京和杭州，但商品房均价却比这两座城市低大约 10000 元/平方米。这座文化名城的购房压力值因此位居平均线以下。

苏州还有一个清晰的标签——“工业强市”。榜单显示，绝大多数工业强市位居平均线以下。这意味着，在这些城市生活的人们，租房购房的“难度系数”更小。

如果将住房压力值从低到高排列，评比“宜居之城”，前十位依次是无锡、佛山、泉州、沈阳、乌鲁木齐、苏州、南昌、济南、贵阳和长沙。这十座城市大半是工业增加值排在全国前列的城市。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工业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业城市住房压力较适中，“宜居指数”较高。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认为，工业城市住房压力适中的现状，可分为两方面看。

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型浪潮中，一线城市以及杭州、成都等准一线城市行动较快，吸引了更多人口的流入，工业城市吸引力相对不足，以致于住房价格涨幅相较更低;

另一方面，苏州、佛山、泉州等工业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较高水平，说明城市并未收缩衰退，相对“适度”的住房压力预示着经济转型和深入城镇化还有巨大空间。

当前，在举国“房住不炒”的基调下，一线城市和一些“热点”的准一线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压力巨大;苏州、佛山、泉州等工业城市将有更光辉的明天。

还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城市由于毗邻房价较高的中心城市，未来将有机会承接中心城市的人才和产业。这样的城市包括，与广州接壤的佛山，上海、杭州周边的无锡、苏州，以及不太典型的邻近厦门的泉州。

这些城市将以一线城市、准一线城市为“极点”，形成联系紧密的都市圈，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出行压力值：深圳、杭州不太“堵”

出行是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出行“浪费”的时间成本，同样带给人们压力。

研究团队通过通勤数据来观察不同城市的出行压力——在所有出行场景中，通勤场景是人们普遍感受最为“痛苦”的场景。具体指标包括拥堵指数、平均通勤距离和五公里外通勤比重。

指标模型呈现出可能令公众半信半疑的结果。进入十大“堵城”名录的，依次是北京、重庆、上海、贵阳、广州、成都、南京、哈尔滨、西安和武汉。东、中、西部城市均榜上有名，这显示“拥堵”并非某个区域独有的特质。

单从“拥堵指数”看，武汉高峰时段通勤消耗的时长，是普通时段的1.7倍，北京、重庆甚至在可怕的 2倍以上。也就是说，北京、重庆平时仅需要30分钟的路程，在上下班高峰期需要花费1个小时以上。这种“拥堵感”，易引起通勤人群的焦躁。

十大“堵城”当中，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三座一线城市的“入围”并不意外。在公众印象中，“拥堵”是经济的“润滑剂”，经济繁荣与交通拥堵相伴符合某种规律。这同样也可以解释重庆、成都、南京等准一线城市的“入围”。

需要补充的是，造成交通拥堵，还有地形地貌和道路规划的影响。重庆、贵阳等城市排名与一线城市相当，还有山地地形较多、立交桥较多的叠加因素。网友调侃，重庆山地道路的复杂程度，能够让地图APP“崩溃”。

令人意外的是，同为一线城市，深圳连前十都没进。在出行压力的评估中，深圳的各项数据，均低于北京、上海和广州，位居第 23 名，呈现出“畅行城市”的态势。此外，尽管各项分值稍有差异，但杭州最终的“出行压力值”竟然和深圳持平，并列第 23 名。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身处深圳、杭州的人们，也感受到日常交通的拥堵，但相较于北京、上海已算是“舒适”。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认为，深圳、杭州出行压力值相对较小，呈现出“互联网之城”的独特个性。

一方面，互联网从业人士收入较高，工作强度大，靠近工作地居住的比例较高，减少了高峰期出行的人流;另一方面，互联网行业流行“996”加班文化，错峰出行的人群较多，也分流了交通的压力。在行业人群出行习惯之外，深圳、杭州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智慧交通体系，也对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起到较好的治理效果。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互联网的“码农”们在承受高强度工作、高房价压力的同时，还是能够在交通出行上感受到城市的暖意。

此外，深圳的就业中心多点布局，有利于分散交通从而减少拥堵，也帮助缩短了通勤距离。据百度地图慧眼和深规院联合创新实验室此前发布的研究成果，深圳目前至少有5个市中心，分别是高新园、车公庙、福田CBD、华强北、罗湖金三角片区。

厦门展现了“互联网之城”的另一种可能。这座城市的评估分值，比深圳、杭州更低，也意味着出行更舒适。这样的评估结果，既由于厦门人口规模还不算大，也得益于厦门环岛路的完善规划。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这座以海岛风情和南洋建筑著称的城市，是第一座成功探索“多规合一”的城市。在“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设计下，城市道路的规划与产业规划、人口规划等统筹考虑。这一思维已推广至全国。

当前，一个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创意产业正在厦门海岛上崛起。出行体验和生态体验将成为厦门吸引互联网人才、创意人才的独特资源。

如同“住房”领域一样，工业城市展现出“行”的“低压力值”。东莞的“压力值”略高于深圳，苏州、泉州、无锡、宁波等城市则位居末十名。其中，宁波的三项指标，均是所有样本城市的最小值。

南方周末城市(区域)研究中心认为，工业城市的“出行低压力”不难理解。第二产业从业者，主要聚居在集体宿舍或临近租住，早晚高峰出行需求比例不高，因而也没有导致拥堵。随着技术工人升级和高端人才引进，较好的出行体验将成为城市展现魅力的重要元素。

一级指标：物价压力、住房压力、出行压力

二级指标：

1、物价压力：恩格尔系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

解释：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经济学的“恩格尔定律”认为，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就越小。过高的恩格尔系数，意味着家庭承受较大的生活压力。基于此，将恩格尔系数作为物价压力值的“基底”指标。

CPI 和 RPI：两项数据对应着不同的商品价格表动，是政府进行经济治理的重要参考数据。纳入这两项数据借以体现物价上涨的压力。

2、住房压力：房租收入比、房价收入比

解释：人们的住房压力感主要来源于付出的资金成本，而成本高低的感知又受收入水平影响。鉴于此，引入收入变量，运用房租收入比和房价收入比两项数据，衡量不同城市的住房压力值。

3、出行压力：拥堵指数、平均通勤距离、五公里外通勤比重

解释：在所有出行场景中，通勤场景是人们普遍感受最为“痛苦”的场景，因此通过通勤数据来观察不同城市的出行压力。其中拥堵指数，即早晚高峰时段通行时间与畅行时段通行时间的比值，这是一座城市交通拥堵状况的集中体现。考虑到人们的“压力感”还受到距离的影响，指标模型中还加入了平均通勤距离和五公里外通勤比重两个变量。

【数据来源】

物价成本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各地市统计局;

房租房收入比=各城市月平均租金/城镇居民月可支配收入，其中房租来源于中国房价行情网-2020年09月全国城市住宅租金，租房面积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为标准;

房价收入比=各城市平均房价/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其中房价数据来源于中国房价行情网-2020年10月全国城市房价排行(住宅，含二手房)，住房面积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9平方米为标准，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各地市统计局;

交通出行数据来源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百度地图慧眼、百度地图智能交通联合实验室。

文|南方周末研究员 郭倩倩 邓丽萍 南方周末实习生 向玺如 石登江 排版设计|向玺如 石登江 刘柯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