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知青生活「影后胡蝶后人」

后知青时代的晚年生活（一）

余 杰

说说我们这些人的故事

记得十年前我记录了十几位朋友简短的口述，都是我们这代人特有的上山下乡后回城的一些经历。那时的讲述人都是刚刚退休或者是即将退休的朋友，在“谢幕”之际的一些人和事。

我的一位朋友认为，这些讲述才是真的，才是可信的。

如今，这代人都开始进入七十奔向八十了。我的一位好友在微信里给我留言——

“别折腾啦，都到了快见上帝的时候了。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们这辈子活得真不容易。你们这帮子人就是喜欢瞎搞，还研究什么知青历史啊，有用吗？谁还会听你们自说自话般的唠唠叨叨，自言自语的喋喋不休啊。”

确实，在现如今的微信上还能够看见一些朋友在忙碌着。那些打着“中国”、“中华”、“长三角”之类旗号的组织依旧在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只是参加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些喜好舞文弄墨的朋友还在想方设法出本书，据说是为了留下历史，但可惜的现在还有多少人会静下心来读书和研究呢？诸如此类的事情真的不少。

对此各种看法都有。有的认为是吃饱了撑的。也有朋友感到这些只是丰富一些老年人的生活。还有的发问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研究？亲历者还有几个人对此感兴趣？甚至有人认为在当前讲“正能量”的大背景下……（此处省略）不可能！

春暖花开的日子，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们“蠢蠢欲动”了，各种约会、聚会不断。都是一个信念，趁着还走得动的时候多聚聚，多聊聊，都七老八十了，聚一次少一次了。

这是一代人的感慨啊。

每当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不少朋友对于生活酸甜苦辣的讲述。在这些感叹中有着许多生活中点点滴滴，这是生活的真实。

记录这些口述，也许才是记录一代人真实的历史。我们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朋友，到了感叹人生的时候在私下的场合讲得那些事才是可信的东西。

就像十年前我写《后知青时代的故事》一样，需要有个声明：在此说的事，我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用了一些代号。不少的知青朋友其实不希望我把他们“不幸或者说是不顺利的”事公开，因为生活还在继续。他们希望我能够为他（她）们说上几句话就很满足了。因此，请大家就不要“对号入座”。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吧。

很难，但总要活下去

老林告诉我，到了退休后才开心了，因为退休工资要比在干活的时候还多。他说，那时就想着早点退休。

十多年前老林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他是69届的初中生，1970年上山下乡到了云南农场。大返城的时候是通过办理病退手续回上海的。老林家里与大多数同辈人一样孩子多，兄弟几个都是那个时候回来的。一下子家里都住不下了，父母只好在家里搭建起阁楼，让这些风尘仆仆从“广阔天地”回来的孩子们有个窝。不久街道里把老林安排到生产组工作，一天就是9毛钱。老林说，那个时候苦啊。回到上海以后，一把年纪了，快28、9岁了。要成个家实在是奢望的。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人家一听我们从农场回来的，家里又这样困难，上海的姑娘哪个会嫁给我？

老林直到34岁的时候，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老林的对象也是在生产组里上班的，女方家里也是多子女的家庭，生活也较为困难。老林的对象比他小六岁，同病相怜啊，女孩子不嫌弃老林的条件，半年后两人结婚了。他们先是挤在老林的家里，晚上睡觉就拉块布。后来总算分到了一间亭子间，8个平方不错了。老林说当时已经很满足了。

老林的老婆生女儿后得了产后糖尿病，以后一直靠药维持着。那些年我们只要一见面，老林就会叹气：“开销大啊，没办法，我只有拼命地工作，总想多挣点钱来维持这个家。”

每次说到这些，老林都会感谢大家：“我们知青朋友都很同情我，经常给我一些帮助，这份情一辈子忘不了啊。”后来街道生产组倒闭了，老林成了“下岗工人”。他四处找活干，陆陆续续在不少的企业打工，每个月仅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费。苦熬了十几年，老林的女儿中专毕业工作了，他稍微可以喘口气。令老林难过的是，女儿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拿来想给妈妈买点好吃的，结果就在那年老林的爱人去世了。从此后父女俩相依为命。

老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退休前他曾在一所大学当保安，因为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刑事案件，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一批保安全部辞退了。那时这1000元的工资对老林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可没办法。

老林感叹地说：我们一没有文凭，二没有靠山，有的就是在农场锻炼的力气。现在这样的社会已经没有我们这样的人的位置了。我们能找到一份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已经不错了。

老林的女儿出嫁了。对于老林来讲最大的幸福是女儿找了一个好女婿。女婿在陆家嘴写字楼里工作，收入蛮高的。女婿常常劝老林再找个老伴，好好过日子。老林提了一个条件，你们赶紧生个孩子，让我也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女儿笑了笑回答老林，一言为定。老林说，快十年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啊。唉，也理解孩子们，他们的生活压力也很大啊。

我一直记着老林在他的生活最不如意的时候说的一句话——“生活很难，但总要活下去！”

借酒消愁的独白

借酒消愁的阿九没有活到退休的那一刻，还差一个月就可以退休的他走了。

我们得知消息后都在说，他是被酒精送上天的。阿九，长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了，排行老九。名字上有个“九”，唉，难道这就与“酒”结缘了？

此时此刻，我仿佛听见他在天上喝着小酒不停地讲述着自己的那些事——

我是搞病退回上海的。家里兄弟姐妹中我最小，可我跑得最远，到云南去了。真是生不逢时啊，79年回来以后，到街道生产组工作，一天就是8、9毛钱。要钱没钱，要房没房，要文化没文化，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大家叫我“阿九”，我就是爱喝上几口酒。久而久之我是离不开酒了。弄得一身是病，最最严重的是心脏病，发起来可厉害了。

我不是不想做好工作。从云南回来以后，这些年来什么活没干过？可我们这些人没用。就是有点力气，这又不是农场。那时种橡胶，我上山干活不比别人差。现在不行了，老了，讲到底就是我们没有好好读过书啊。后来我也干过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一个月就是千把元钱，上海的生活水平那里够开销啊。我喝的是最便宜的酒，抽的是最便宜的烟，反正能过得去就可以了。后来，保安也做不成了，一病就什么也没有了。

你们都劝我说少喝点酒，你们不知道，我这是借酒消愁啊。反正这一生不顺利。读书的时候，碰上了倒霉的“文革”。要工作了，来了一个上山下乡，白白浪费了我们十年的青春。回上海了，好不容易成了家，又要文凭了，你说我们这样的人拿得出吗？国家又不会管你的，他要改革开放也没错，倒霉的是我们啊。下岗了，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待业”，真是胡说八道！连个保安我也干不了。怪谁呢？你们会说，谁叫你回来以后不去好好读书的？你想想，我们回来以后，都快30岁的人了。生产组的收入这样低，要成家立业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在单位里每天要好好干活，就是想多赚点钱好养家糊口。这样的环境下，我还去读书，要么书读我吧。

都是一些牢骚，没用的。我们知青中混得好的人不多。我绝对不会嫉妒他们。这是命，我认了。

他还在说着，像祥林嫂那样唠唠叨叨地说着。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们还一起聚过。阿九说，等到退休后有个愿望，要带着老婆到各地去旅游。这辈子就是有点对不起她，让她守着一个酒鬼过着苦日子。

唉，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啊。

大返城的时候我哭了三天

小琴是在儿子在上海工作了才回来的，那时她已经50多岁了。大家伙儿为她高兴，真的不易啊。她说，你们不知道了。那年大返城的时候，我躲在家里哭了三天。

是啊，同一个屋檐下相处了十年的同伴们突然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去了，对于已经结婚的小琴而言如同晴天霹雳。她边哭边说，上当了，上当了。说好了都要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怎么说变就变了。

好几次知青聚会的时候，我都听到小琴在反复一件事情。那年（1979年）春节，当连队里的知青们争先恐后逃离的时候，连队只剩下三个没有回家的上海知青。三位都是在农场找了当地人为对象结婚成家了。大年三十晚上，三位无法回城的上海知青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与其是过年，不如说是无奈地思念亲人的哭泣。还没有吃完饭，三个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说起这段往事，小琴说：“我是整整哭了一晚。就像1970年我们到云南的时候，太伤心了。怪谁呢，谁叫我嫁给了他。（老工人的儿子）我的命就该在云南了。那时你们还在，大家都是一个学校一起来的，好像也感觉不到什么。你们一走，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靠山一样。这么多年来，好在老公对我还不错，总算熬过来了。”

如今小琴已经70岁了，她最自豪的是宝贝孙子。考进了一所重点中学，还多次在市区的各种作文比赛中获奖。每当说起孙子，小琴总会露出开心的笑容。

我都知道小琴一路走来的不易。50多岁回到上海的时候，靠着农场给的800多元的退休工资过日子，不易啊。兄弟姐妹都成家立业了，谁来接济小琴呢？那时小琴与儿子一起居住在租来的8平方米的亭子间里，靠着帮人带孩子挣点钱熬过了几年。儿子争气啊，工作不久在单位里入了党当上了高管，每月有上万元的工资收入。小琴说，那会儿听到儿子的月工资要上万，我还以为他在吹牛呢。

在我的记忆中小琴有段非常感慨的话：“当时你们大返城以后，农场里一下子冷清了。学校没老师了，拖拉机没人开了，医院的医生不够了，这时大家都会说起知青在的时候的好处了。可你们都在的时候，那些领导怎么就看不到呢？你们一走，知青就留下几个了，连队里的人都很怀念你们。大家对我很好的。就是我太想你们了。我还是照样干我的工作，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这是你们体会不到的。现在想想，我们这些人很苦的。我回来以后，好像是乡下人进城，什么也不懂。有时心里在想，我还是一个上海人吗？真的，我太希望大家经常聚聚，我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曾经在一起上山下乡过，一起吃过苦。”

是啊，这份情谊难忘，那段岁月难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