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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宋徽宗「故宫文物为什么不展出」

来源： 2023-10-08 16:15:48

宗和

澎湃新闻获悉，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正在举办“人气国宝展”，聚焦于台北故宫典藏的艺术史上的名品，所展文物皆为备受喜爱的人气国宝，如台北故宫的镇院之宝清翠玉白菜，被认为是唐玄宗传世唯一墨迹的《鹡鸰颂》、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鄂侯簋、宋《苏氏一门书法册》等。

该展横跨整个年度，从2022年1月25至2023年1月29日，分为四档，定期更换展件。其中唐玄宗以鹡鸰鸟作比以纪念兄弟情谊的传世名作《鹡鸰颂》当前也正全卷展出（1月25日—4月24日），难得一见。

唐玄宗《鹡鸰颂》（局部）

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史称唐明皇，擅长隶书、行书。鹡鸰鸟因有“飞则鸣”、“行且摇”的特性，成群飞行走动时会互相联系，故在《诗经》〈小雅·常棣〉引申为兄弟友爱的象征。

对于这件稀世名品，既可从文章内容，也可从书法角度对其进行赏析。

开元九年（721）秋天，因臣子魏光乘献颂赞扬鹡鸰鸟聚集宫殿一事，故玄宗俯同作颂唱和并亲书此卷，以纪念兄弟情谊。唐玄宗借鹡鸰飞鸣时求其同类的本性，愿与自己的兄弟如同麟德殿翔集千数的鹡鸰鸟一样共患难。

《鹡鸰颂》卷，纸本，纵24.5cm,横184.9cm,由四纸接成，共四十四行，三百三十一字，每行字数不等，幅末有草书“勒”字及玄宗御押。前隔水绫绢各一段，纵24.8cm,横22cm,后隔水为绢本，纵24.3cm，横11cm。拖尾为纸本，纵24.8cm，横300.9cm，有蔡京、蔡卞及王文治三跋。

《鹡鸰颂》为唐玄宗（685-762）仅存的书迹，于北宋末宣和时期（1119-1125）装池成内府收藏的横卷样式，名为“宣和装”。此种形制的显著特征，是按照一定规格，在画心四周钤盖“御书”（葫芦印）、“双龙”（方印）、“双龙”（圆印）、“宣龢”（连珠印）、“政和”、“宣和”、“政龢”（连珠印），合称为“宣和七玺”。拖尾部分，并另钤“内府图书之印”。在画心前方，还会附上宋徽宗赵佶（1082-1135）以“瘦金书”亲写的签题。本件中，未见徽宗签题及双龙圆印，宣龢、御书印亦仅存半，应是后代重装时遭到裁切，但亦有学者因此质疑本件是否为唐玄宗的真迹。

唐玄宗在文章前半段的序文中介绍作颂原委，后半段是颂诗：

鹡鸰颂。俯同魏光乘作。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为方伯。岁一朝见。虽载崇藩屏而有睽谈笑。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每听政之后。延入宫掖。申友于之志。咏常棣之诗。邕邕如。怡怡如。展天伦之爱也。秋九月辛酉。有鹡鸰千数。栖集于麟德之庭树。竟旬焉。飞鸣行摇。得在原之趣。昆季相乐。纵目而观者久之。逼之不惧。翔集自若。朕以为常鸟无所志怀。左清道率府长史魏光乘。才雄白凤。辩壮碧鸡。以其宏达博识。名至轩槛。预观其事。以献其颂。夫颂者所以揄扬德业。褒赞成功。顾循虚昧。诚有负矣。美其彬蔚。俯同颂云。伊我轩宫。奇树青葱。蔼周庐兮。冒霜停雪。以茂以悦。恣卷舒兮。连枝同荣。吐绿含英。曜春初兮。蓐收御节。寒露微结。气清虚兮。桂宫兰殿。唯所息宴。栖雍渠兮。行摇飞鸣。急难有情。情有余兮。顾惟德凉。夙夜兢惶。慙化踈兮。上之所教。下之所效。实在予兮。天伦之性。鲁卫分政。亲贤居兮。爰游爰处。爰笑爰语。巡庭除兮。观此翔禽以悦我心。良史书兮。

唐玄宗《鹡鸰颂》（局部）

唐玄宗是唐朝第七位皇帝，在位四十四年。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何传馨提到，唐玄宗即皇位之初，在家族中很有纠纷，必须笼络自己的兄弟，而又不愿他们实际干预政治，于是将五位兄弟派驻到远离中央的地区，每年一朝见，因此藉着这篇颂文表达思念兄弟之情，也寄望兄弟间互相照应，不会发生夺权之政争。

就其书法而言，唐玄宗的书法承袭晋代王羲之（303-361）风格，起收笔较少藏锋，线条丰厚腴美，遒劲有力，字迹更显沉著雄健，展现盛唐对于丰腴之美的喜好。“这卷书法自首至尾，运笔精力专注，清楚的交代每一笔画的开始、转折、停顿与收尾。在字形上，明显与王羲之《兰亭序》相似，只是笔画更为粗壮，可以看出从初唐以来，唐太宗倡导王羲之书法对于皇室后代的影响，也反映盛唐时期，对于丰腴之美的好尚。”

唐玄宗的书法真迹，据《宣和书谱》载，当时御府所藏玄宗真迹共二十五件，其中隶书四件，行书二十一件。唐玄宗现存世的书法作品，只有本件是墨迹，而其它存世的只有碑刻，像：《裴光庭碑》《金仙长公主神道碑》《青城山长道观敕》《内侍省功德碑》等。

对于此件是否确为玄宗真迹，学界尚有争议。曾有学者质疑《鹡鸰颂》为钩摹本，最早的质疑出现在《东图玄览》,徐邦达也认同这种观点。但是对这个问题更多的人则保持存疑的态度，像江兆申、何传馨等。但是台北故宫的侯怡利在经过目鉴和高清数字的观看之后，认为此卷当为墨迹写本无疑。

无论是坚持认为《鶺鴒颂》是真迹，还是认为是双钩摹写或伪作，大家都认为该卷书作承袭了王羲之的书风，同时又有盛唐的丰腴之美，具有唐玄宗时期的书风特点。

对于这墨迹本的年代，徐邦达认为《鹡鸰颂》完成时间不会晚于开元二十年，是玄宗四十二岁之前的作品。江兆申在《唐玄宗书鹡鸰颂完成年岁考》一文则提出完成时间应为“开元七年”，这个说法有相当广泛且持续的影响，台北故宫的林柏亭、黄伟中、谭怡令等人也沿用“开元七年”之说。

台北故宫的何传馨和方展里等人提出“开元五年”之说。台北故宫的侯怡利提出“开元九年”一说，并对拖尾上的跋文本身的真伪提出疑问，认为蔡京、蔡卞二人跋文书写质量稍差，并且有较多笔误，因此并非真迹而是有根据的临写本，本卷是在宣和年间由册页改成手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