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拆东山口”：一场文化想象与情怀绑架

过去的一周，因为东山口部分地块要给地铁10号线“署前路”站的建设“让位”，面临征拆，广州人群情汹涌。

在一篇篇以“再见了东山口”、“再见了庙前直街”为题的公众号文章下方，一众新广老广纷纷化作“精神东山人”，以“保卫老城、保卫广州文化特色”的名义，强烈控诉，坚决反对。

用契诃夫那个著名的比喻说就是——“他们捧着一颗受伤的心灵，像高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

在后台，不断有读者询问识广对此事的看法。其实，在识广看来，比政府公文中公布的征拆范围内的建筑该不该征拆更有意思的问题是：

涉及到地铁建设需要征拆的老城区地块有很多，为什么是东山口的地块引起了如此激烈的反弹？

进而，为什么大家沉浸在一个“精神东山人”的想象中不能自拔？

一个吊诡的现象

观察此次署前路、庙前直街地块（而非东山口）征拆事件的舆论发酵过程，会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

冲在舆论最前沿的，既不是征拆范围内的业主，也不是曾经在东山读过书或生活过的有一段关于东山的“生命回忆”的人群，恰恰是那些住在东山以外的广州居民。

识广也去做了走访，征拆范围内的业主大多在等待相关部门洽谈具体的补偿方案，表现得风平浪静；还遇到一个住在龟岗五马路的陈阿姨，语气透漏出些许羡慕：“他们就好啦！有大笔拆迁款进账。我也是东山口的，住在公租房，不知道会不会拆到我们那里。”

居民楼下贴着征拆补偿方案

真正替东山口惋惜的，是那些不涉及利益问题，而更关心它们想象中的东山口是否被冒犯的“精神东山人”。

另外一重吊诡在于，政府公文中公布的征拆范围和舆论“想象”的征拆范围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公开资料很明确显示，征拆地段是从署前路的陈树人纪念馆、越秀区图书馆一直到庙前直街与寺贝通津的交界处，东山最具特色的的文化符号——西式小洋楼集中分布的新河浦历史街区，根本不在征拆范围内，甚至署前路和庙前直街的大部分都也不在征拆范围内。

但绝大多数人想象的征拆范围却要远远大于规划中的范围，或者说，许多人其实根本不care征拆哪里，只要征拆地块属于东山口片区，只要媒体的标题里有“东山口”三个字，那就可以义正辞严地以“老广州”、以“历史文化”的政治正确开炮了。

征拆范围之一的庙前直街

似乎东山口就是他们心中的一个玻璃球，一戳就碎。

事实上，在后续的回应中，广州地铁已经对署前路站建设的必要性、征迁范围是否涉及文物和历史建筑做了回应，是否值得商榷另说，但一些媒体包括很多“精神东山人”似乎根本对于理性的讨论毫不关心，更沉浸其中的，是朝一个想象里的靶子冲锋，为一片精神里的故土呐喊。

就像一个撒娇的孩子哭着喊：“我不管，我不管，就是你的不对。”

一个年轻的老城

普通市民急于化身“精神东山人”，因为东山口被认为是老广州的一个代表性区域，东山文化也被很多广州人当作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如果把时钟往回稍稍一拨，这个“不可或缺”多半要打个问号。

仅仅在一百多年前，东山还完全不是广州城区，更谈不上文化高地。

根据《广州旧闻》，古时东山，本是一片荒芜的乱坟岗，唐朝开始，东山有一些零星的文明——东较场、东山寺、造币局和广州咨议局。直至清末民初，才有居民大规模进入东山。当时英法强占沙面，德国摘取芳村，各据一方，美国浸信会一番权衡之下选择了东山，怀着开荒者的信念，在东山建起教堂、学校、医院。

浸信会在东山的建设，奠定了东山的建筑基调和整体氛围，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基督教东山堂、广州七中都是早期教会拓荒的遗产。而到了一战期间，海外广东籍华侨纷纷回国避难。当时的广州城和西关已经难觅落脚之处。加之不少华侨在海外已经皈依基督教，要求子女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于是，东山成了最适合定居，其实也几乎是唯一适合定居的地方。

教会和华侨，为东山的异域氛围“打底”，再晚些时候的民国政府，则把东山往“权贵之路”推了一把。

上世纪三十年代，广州市政府开始在东山筹建模范村。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和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总指挥陈济棠以身作则，率先搬入东山。其后广东几乎所有的高官显宦都奔至而来。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还制定一系列鼓励华侨投资的优惠政策和法令，令到东山再度吸引华侨来此兴建住宅。

梅花村陈济棠公馆 图源网络

权贵阶层的住宅，把美国镀金时代的建筑趣味凭空移植到了大洋对岸。那些在洋楼里穿着完全不适合广州湿热气候的衬衫背带裤，啜饮着咖啡的公子哥儿，也成了人们口中的“东山少爷”。

建国之后，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建设局、广州铁路局、广州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陆续征用东山区，建起了办公楼和宿舍楼。随之搬来的居民，虽然是与早期权贵相比更加市井的单位职工，但在全面计划经济，城乡壁垒森严的建国初期，他们依然是有保障、被仰望的“城里人”。

东山作为中上层聚居区的底色，反而以一种更隐秘的笔触被强化了。

可以说，即便此时，市井的老广州，依然只能隔着一段距离，怯生生地仰望东山——仿佛仰望另一座城。

直到改革开放后，在现代化建设的大旗下，广州市政府扩张的雄心从老越秀的市府合署向外溢出，不断向城郊开发新区。等到八十年代广州大道通车，大道以东被划为新广州，而大道以西则成了老广州。原本远在“东郊”的东山区才摇身一变，跻身老城区之列。

经由时间的洗礼，在新历史语境下，洋溢着权贵芳香和小资情调的东山文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广州人引以为傲的一张文化名片。

不光在地域上，还有文化上，东山口都成为了一个收藏广州人身份认同的角落，“有钱住西关，有权住东山”的说法也被顺带重新挖掘、甚至发明出来。

其实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文化上，东山口和东山文化，都长期游离在广州之外——就像历史上的“东山少爷”之于广州市民。

怀念old还是怀念money

自称热爱东山悠久历史文化而涌现的“精神东山人”，之所以令人颇有些怀疑，除了东山本身没那么“悠久”，还因为对东山的“热爱”，掺杂了太多权贵崇拜的因素。

非原住民有机会进入东山的生活圈，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转变。改革开放后，洋楼的原有业主纷纷出国，很多单位的住房和沿街铺面也开始对外放租。更大的变革，发生在人们的脑海中，一种全新的搭建生活的话语出现了。消费主义下人人平等，有购买力的人尤其平等，洋楼里陆续开起了不拒来客的画廊、餐厅、咖啡馆。

作为权贵聚居地老城的东山，集齐了old 和money两大标签，成了人们敬仰有加的Old Money。

Old Money的生活虽然不能日日享有，但选一个发工资的周末去体验一番，总还是可以的。约三五好友，掏几百大洋，就能抖掉一身打工人的卑微，假装时光流转，大家都是门窗一关，哪管风吹雨打，只管微笑品茶的布尔乔亚。

很多人对东山的感情，倒不如说，是对一个能提供生活方式cos的私藏好店的感情。

“精神东山人”的深情，兜兜转转，不出那几条红砖绿瓦的小街道，不出那个Old Money的梦幻泡泡。这个泡泡明明是一个完全的当代发明，但里面又装着一种对过去的暧昧。

当然，这个过去也不宜太久。这个暧昧的对象，需要正好被卡在已经被半掩埋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尚且太幼稚的当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夹缝里。需要被卡在近代的一百多年，那股撕开又重塑了我们面孔的西化浪潮里。

毫无疑问，形成于此时的东山口，恰恰提供了普通人对富足、典雅、体面这些抽象词汇的具象理解。

直白点说，林荫掩映下红砖绿瓦的小洋楼，最适合安放我们对权贵阶层，或是“成为权贵阶层”这件事的憧憬和崇拜。

因此，这种“精神原住民”的现象，在我们的土地上，处处都能落地生根。无非在广州，它落在了东山口，在上海，它落在了法租界，在天津，它落在了五大道，而在青岛，它落在了小鱼山……

回到现实

说一句很俗也很容易得罪人的话，东山口“精神原住民”的文化想象，本质上，源于人性。

高举着“保卫东山口”、“保卫广州历史文化”的人们，未必认可这一点，也未必思考过东山口之于广州的真正意义。

当然，我们并不说东山口不应当被“保卫”。它的确从客观上为讨论提供了丰富的声音，也能让相关的决策更加审慎。——因为那些即便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决策依然有被讨论的必要。

我们也能理解这种“保卫”，你甚至可以将它看作一种应激反应。回顾广州数十年来凶猛的城市扩张与改造工程，城市特色的模糊化成为广州人——尤其是老广内心最大的焦虑之一。一旦涉及到被认为广州“文化名片”的片区的改造或拆迁，这种焦虑会喷薄而出为不满。

但另一方面，“精神原住民”提出的“宝贵担忧”，多半还是宝贵在精神层面上，而不在专业层面上。

众所周知，地铁建设涉及的征拆，首先是一个专业问题。“精神原住民”既然是一个泡泡，如果在涉及现实操作的讨论，被当作坚实有力的弹药发射出来，往往不会有什么冲击性，甚至可能会让讨论陷入跑题的尴尬。

曾经在东山口竹丝岗住了三年的阿舜，就指出了在这次讨论中，单纯把上了年纪的建筑指认为“历史建筑”这一言论的荒诞性：

“如果‘现在就是将来的历史’，所以全都要保护，那所有城市更新三旧改造都不用做了。”

参考文献

《百年回眸▎东山区：从荒郊蜕变为广州城区中心之过程》，广州旧闻，2018.02.

《广州传》，叶曙明，2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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