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环实录：合租房里互不相识 凌晨四点互联网大厂上班

在北京，别人与你劈面相逢，问你住几环？或许潜台词是“你处于什么位置？”五环居住着这座城市一半以上的人口，大多是来这里闯荡的年轻人。

北京不断向外溢出，五环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当你在这里安家，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你有希望，这是唯一的财富。你相信一定能沿着五环、四环、三环，直到通关。

凌晨三点是北五环天通苑最安静的时刻。加班到深夜的人已经到家睡去，早起赶公交的人还没起床。范芃芃总是在这个时间回到天通苑。她是个年轻的创业者，同时在做儿童教育、海外电影发行和日本代购。回到家里，老公李劲峰还没睡，这些年，这位话剧演员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这是夫妻俩每天唯一一次见面的机会。

2007年，他们买下这间天通苑的房子时，每平米七千多块。住的都是年轻人。邻居一波一波地换，他们从来不认识，也懒得认识。他们最熟悉的是快递小哥，早上送快递从来不敲门，默默把货放在门口就离开。

即便你不生活在北京，大概也对天通苑有所耳闻。这里是很多年轻人来到北京的第一站，曾经群租房和地下室遍布。1999年，一家名叫顺天通的房地产公司开发起这处社区。二十年后，天通苑已经被称作“亚洲最大社区”——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挤着645栋楼，它收纳了六十多万名居住者，跟澳门人口相当。

作为话剧演员，观察人物是李劲峰的习惯。但在天通苑住了这么些年，他发现这里的人没什么值得观察的。大家的神态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奔波、焦躁，脸上写着苦闷。

这个社区让他提不起兴趣。住了这么多年，他甚至没有正经去附近逛过。“一直想着往市里换房子的人，不会想去了解天通苑，”李劲峰说。有一次他在楼下看到一张天通苑规划图，四四方方的，每栋楼像一个火柴盒，整齐排列在大的方框里。无趣极了，这里的房子“连户型都差不多”。

如果不是家里放着个老公，范芃芃觉得，这里跟酒店没什么区别。自从开始创业，她天南海北地飞，一场接一场应酬，回家倒头就睡。140平米的房子基本上变成了她的仓库，从日本进的货塞满了除卧室和厨房之外的每个角落。

他们刚来的时候，天通苑几乎是个村镇，到处都在施工，尘土飞扬，想找家干净餐馆都要跑老远。最近几年，天通苑先后建起了商场，学校和医院，但显然只能满足居住者的基本需求。对于范芃芃和李劲峰来说，天通苑依然是个高配版的城乡结合部，除了睡觉以外的日常生活基本不在这里发生。

久而久之，他们的生活失去了“附近”的概念，变成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那个我们称之为“家”的东西，其中所包含的复杂功能一个个抽离，分散到不同地点。

她在SKP做头发，做睫毛和指甲去国瑞城，美容在王府井，要干洗的衣服带到太阳宫，每周去国贸的华夏良子做按摩。“对！华夏良子天通苑店离我家1.2公里我都不去，我宁愿开20公里车去国贸！”

换房子的话题不止一次在他们的交流中出现，而后戛然而止。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李劲峰的剧院最近几年涨了工资，但对比那些去演电视剧的同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范芃芃每天都像打鸡血一样工作，单是代购这一项，就从最初的15万本金做到70万。但在北京，这远远不够。

李劲峰家唯一剩下的卧室里，有一整面墙摆着他的玩具小兵人。这是从小的爱好，十年间收藏了上千个小兵人。平常除了剧院排练，大部分时间他都宅在家里和兵人度过，它们有自己的角色和性格，而李劲峰是他们的导演。他享受这种隔绝的生活，尽量不与天通苑发生关系。对着这些造型各异的小兵人，一玩就是一整天。

在西二旗工作三年后，谢东练就了一眼辨别码农的技能。他们大多是男生，背着双肩包。在地铁候车区，随时能看到他们打开电脑，处理工作上的问题。有一年北京大雨，微博上流传过一张照片：那位程序员一手撑着伞，一手把电脑放在街边垃圾桶上工作，当时西二旗的积水已经没过他的膝盖。

西二旗人不知道什么是休息。“不是在工作当中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他见识过凌晨四点的西二旗——那天他从家打车到后厂村拍片子，本以为这时候车难打，没想到司机秒接单。他看见后厂村路上的人已经很多了，互联网公司的大楼里都亮着灯。这台机器24小时运行。

谢东1990年生人，马上就要步入三十岁的门槛。变化以猝不及防的速度发生。有时候跟同事朋友吃饭聊天，身边更年轻的人讲起环游世界，或者其他浪漫的梦想，每到他总会卡壳。他之前的梦想是做个“特别牛逼的摄影师”，现在不是了，连给女朋友拍照都提不起兴趣。他只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懵懂无知的岁月，非常务实，非常具体。

一天，他打开链家APP，想看看最近房价有什么变动。而后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的目标豁然明晰了——在北京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趁年轻，趁着现在房价涨得不是特别快的时候，多赚一些钱。”这是谢东唯一的想法。为了这个目标，他还要继续在互联网行业做下去。他基本已经适应了这里的节奏。

从百望山上看西二旗后厂村，互联网大厂密集分布

每个西二旗年轻人，刚来北京的时候都怀抱一腔热血，就连住地下室都能理解成北漂的悲壮感。

谢东最近养成了刷微博同城的习惯，他想看看身边的年轻人是怎么生活的。6月份毕业季，他看到一位北大女生发了条视频，她们毕业了，凌晨两点多在未名湖畔唱离别的歌。一段青葱岁月还未完结，他觉得羡慕。两个月后再刷同城，他看见的动态是“北漂第一天，太难了”，配图是个破旧的合租房，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板和床垫。

这让他想起自己刚来北京的时候，差不多的境遇，他们下午在小区散步，那是记忆中最幸福的场景。但现在缠绕他的只剩下危机感。35岁之后的生活向他袭来，年轻人在这里燃烧，然后呢？

张玥之前在某个新兴的互联网大厂工作，那里很年轻，“平均年龄也就二十六七岁”，人们都干劲满满，不过她也明白，“那里的平均年龄会一直是二十六七岁”。

如果你不那么贪心的话，西二旗是个工作的好去处。这里从里到外看起来都很美。在中关村软件园一期入口处，摄影师Patrick听到感应机器里传出一句女声：“欢迎回家”。Patrick瞅瞅周围巨大的楼栋，“这算什么家呢？”

27岁的纪乐熙最近正忙着找工作。他已经在招聘软件上沟通过三百多家用工单位，要么别人看不上他，要么他看不上别人。

谁让他大学学了一个“劝退”专业呢？纪乐熙高考考了两次，第一次被分到设计专业，他不愿意，回去复读，又考去河北美术学院学油画。现在，他住在东北五环的草场地附近，为眼前的生活发愁。

草场地是文艺青年的天堂。集中了中央美术学院、国家电影博物馆和黑桥影视基地，从这里走路到798只要15分钟。周边遍布艺术工作室、画廊和展览馆，卖画材的小店一家挨着一家，常看到背着画板的人在街上游荡。

生活在草场地的人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和艺术家特有的那种笨拙。纪乐熙当年梦想着考上北京的学校，没有如愿，但他打定主意毕业后去北京。2016年，纪乐熙正式成为北漂。想象中的职业生涯是一步一个台阶的，先找一个工作养活自己，然后等待机会，施展才能。

现实显然残酷多了。几年间，他已经换过十份工作，搬了六次家。什么都干过，青旅打杂、教成人美术班、画墙绘，没一份长久。纪乐熙觉得自己就是个待不住的人，“一待就生病”。他喜欢当背包客，“电摩少年”，沙漠、雪山、龙卷风都见过。

前段时间，他又辞了个工作。跟朋友出去喝酒，喝大了，莫名其妙唱起“坐上火车去拉萨”，又莫名其妙买了两张去拉萨的机票。酒醒了有点后悔，发现打折机票退不了，俩人第二天就去了。

生活并不总是这么无厘头的，纪乐熙一直没把画画放下。他觉得自己要想成为艺术家，还得继续练，继续学，最好能去国外留学，意大利什么的。他找到艺术留学中介，一问，一年费用就得二三十万。攒钱吧，他想。

见面的那天，纪乐熙到银河SOHO面试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实习岗——这是他投出上百份简历后的收获。这是一份不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他感到失望，毕竟与自身所学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电影里的小丑，在街上被人踢打。他把这段反复看了五遍，边看边哭。他想到自己代课的时候，主管因为不想给他涨工资，就处处否定他。他想到那些像传销一样的艺考培训班，他不喜欢，但不得不去做。

纪乐熙的“小丑”自画像

北京就像他最初所感受到的那样“无情”，有时候他看镜子里的自己，或者翻过去的照片。“我怎么变成这样的？”他想。照片里，读中学的纪乐熙瘦瘦的，五官棱角分明。现在胖了不少，胡须包着小半张脸，发际线得用帽子遮着。

“都是被故事压的，”他说。他总感觉自己来北京很多年，时间的密度挤压在他身上，形成一个不大不小的黑洞。一个视自由为最高追求的人，反倒被最日常的生活困住。

明明付出了努力，却没有回报。难道他做错了吗？他有时候也会问自己，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他看到银河SOHO楼下摆着几座红色的小熊雕塑，是他在宋庄认识的一位艺术家朋友创作的。他站在雕塑旁，让我们的摄影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每个周末，单立都会准时出现在在朝阳大悦城8楼的一家饮品店。他22岁，大学学的食品专业，但渴望成为一名作家，严肃的那种。他正在备考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研究生，来这里不是为了喝饮料，而是观察不同的人。他注视每一个走过的人，猜测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位上司和下属间充满野心和角力的对话引起他的兴趣，他决定把他们放在自己下一篇小说里。

大悦城里有各式各样的年轻人。有人能在盲盒玩具店里待上一天，从早摇到晚；也有人专程来给布娃娃拍照，因为商场里布置了不少虚拟街区和真实的绿植。或者是单纯地闲逛，李茵每天下班后来这里游荡一个小时，因为“回家也没事做”。就连商场的工作人员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有那么多不用上班的人来商场？”

世界上第一家shopping mall诞生在1956年，设计它的原因就是为了与外部世界隔绝，打造一个休闲购物为一体的世外桃源。这个位于北京东五环的封闭空间，可以满足年轻人的任何需求，购物、聚餐，在电影院约会，或者打卡蒸汽朋克展。

很多人逃离到这里。在大悦城的跳舞机上，沈雷跳了一支女团舞蹈，牙齿咬着食指，眼神专注，身边围拢了一群人鼓掌喝彩。跳舞机安放在游戏厅中心，只有走进才能看到。但大悦城不同，这里的跳舞机就放在游戏厅门口，吸引着许多目光。

25岁的沈雷喜欢这种氛围。正经工作是翻译，但他热爱舞蹈，甚至想过去韩国当练习生。工作之后，他迷上了跳舞机，这是能让他完全放空的活动。

有时，他出差回来刚下飞机就去跳，行李堆在一边。有人把他跳舞的视频放到抖音上，得到三十多万赞。视频里他穿着白衬衫，西裤和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跳得很用力。那天他刚结束一场六个小时的会，忍了六个小时没有骂人。会议室很闷，他感到特别无力。后来，他看到有人在视频下留言，“当代年轻人的压力是有多大！”

沈雷早年混迹过工体一带，但现在，夜店只会让他觉得吵闹。东五环不同，这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时尚却不浮夸。它周边遍布着大大小小的传媒影视公司，员工们衣着靓丽，高跟鞋踩在地上啪啪响。

以大悦城为圆心的几公里范围内，是沈雷活动的据点。他的朋友都在这里，他认识这里的每一台电梯。我见到他时，他刚刚结束一场面试，到Costa买了个三明治充饥。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太快了，人们拼命工作，也拼命享受。

他之前在这附近住过一两年，三室一厅，跟不认识的人合租，搬走时依然不太认识。对他来说，这是城市生活的原罪，不管友情还是爱情，都没那么深。唯一的好处是，“你很快会找到一个替代品”。

28岁的程序员张孟业在公司里写了两天PPT，他已经无法忍受了，下午四点掐着表溜到奥森。这里是能让他喘口气的地方。996生活对张孟业来说司空见惯，这是不得不接受的事。但只要奥森还在，生活就过得下去。

夏天，波斯菊和向日葵盛开，一片花海。秋天银杏泛黄，叶子一片片落下。

周运玮在一家游戏公司做品牌，他特意把家从天通苑附近搬到距离奥森不远的北沙滩。每天早上起床就能看到一片绿色，这对他来说是件重要的事。生活在格子间里的年轻人总是对那些“过劳”、“猝死”的新闻极度敏感，至少周运玮每次看到，免不了倒吸一口凉气，“想要好好活下去”。

事实上，他一向健康，打篮球是最大的业余爱好。但工作之后，运动的时间难免变少，项目紧的时候，加班到十一二点也不稀奇。几年前，因为北京的雾霾和工作上的压力，他的鼻炎日渐严重。

或许是一种心理暗示。“只要一进去，你就会觉得人变得健康了。”他说。那时，他和女朋友两个人经常去公园里快走，聊些有的没的。他看到很多和他们一样的人。年轻、新潮，职业跟互联网或金融相关。人们在跑道上挥汗如雨。他觉得，常去奥森的年轻人一定是对生活有追求的。

周运玮偶尔也会自己去奥森转转。他的日常生活集中在办公楼或类似三里屯一样的地方，城市感十足。他享受城市，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总需要有些出口，释放那些因生活琐碎和遥远的未来产生的莫名烦恼。而奥森是这座城市的肺，吸纳雾霾和废气，也吸纳城市生活带来的坏情绪。

和很多北漂的年轻人一样，在北京，他给自己定下五年的期限，五年之后还没混出个样儿来就离开这里。

他已经足够努力了，连去奥森散步都要围观其他公司组织的活动，想着有没有什么创意是可以借鉴的。如果那些游逛的年轻人愿意摘下耳机和你聊聊，每个人的生活大同小异。就像程序员张孟业，他每周总会挤出半天，坐地铁从天通苑的家赶到这里。把耳机塞进耳朵，漫无目的地游荡，谁也打扰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