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毕业去大城市「初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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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入学的062111班曾迎欢在同学会的自我介绍是，“逗逼的二胎全职妈妈”。

在校念书时，她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爱笑，每次开班会，男生坐成一团，一脸的呆萌和无所谓，青春期的单纯和狡黠，一落眼就能看见；女孩子因为人多，乖乖地按座位坐好，遍布教室的中间位置，迎欢无所顾忌的笑容，恰如一朵放肆开放的花，显露出这个年龄段女孩特有的活力。

班上的女生，除了团支书林桂梅找我多一点，别的学生很少找我，包括迎欢。她们遵守纪律，心态平和，个性不尖锐极端，我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辅导员对女生的抱怨。

迎欢像其他女生一样，淡淡的、静静的，仿佛生活的所有压力、烦忧，都和这个豆蔻年华的孩子无关。毕业八年后，她将自己的生活轨迹表述为：一个十年前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在广东拥有六套住房、一辆车、有存款、有理财产品、有股票、有房租”的二胎母亲。

毫无疑问，近十年社会的裂变，以及房地产市场魔术般的变化，在迎欢身上留下了深深印痕。在广州这样的城市，一个女孩的蜕变，很有可能仅仅来源于一个理念和一次机遇。相比班上更多按部就班的同学，她顺着潮流，在市场经济的翻腾中，悄然实现了个人生活的嬗变。

迎欢出生于广东云浮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认准了深圳的大开发机遇，九十年代初期就到深圳去开泥头车，妈妈随后将她和弟弟带到深圳，一家人就此立足。

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童年的深圳经验，对她影响深远，“儿时在深圳长大的经历，让我无法接受被安排的人生”。她很早就意识到阶层固化的残酷，“都说寒门难出贵子，说实话，阶层和财富，真的限制了很多人的眼界和脚步”。她的人生目标没有停留在返回老家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找个合眼缘的人凑合过日子，然后每天为柴米油盐折腰，而是“游走很多地方，认识很多朋友，品尝各地美食”。

毕业时，她意识到自己没有背景和后台，没有像不少同学那样，选择考公务员以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平时兼职经历过“在天寒地冻的超市门口理货，站在道路中间派传单，在广告公司熬几个半宿还被训得一无是处，当个财经网站的实习生才发现生活处处是套路”的各种折腾后，她同时放弃了学校最大的就业优势，没有选择进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这种一进去就必须站柜台、跑业务的工种，让她一眼就看清了前景和真相，她不想在含金量不高的工作历练中，浪费宝贵的青春试错机会。

生活确实残酷，她很早就看清这点，但没有退缩。

一毕业，迎欢就决定去北京，当了一年北漂。这对一个广东长大、念书的女孩而言，几乎算得上大胆之举。在花光奖学金后，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圣佳力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当助理研究员，她服务的客户包括中国建筑、中国交建、中国铁建总部及其子公司等各种央企。被安排进“建筑组”后，她出色完成《2010年下半年建筑行业发展报告》的写作任务，由此在单位站稳了脚跟。

北京再一次让她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生，“财经公关负责帮助上市公司办理各项上市流程；《经理人》杂志记者能面对面和王中磊、王中军、雷军这些大咖谈笑风生；不起眼的淘宝卖家，每日入账万多元；武警警花转业成为企业精英；一脸呆萌的娃娃脸，是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广告设计师每晚都咆哮着甲方的不合理要求”等等。这段经历让她意识到了生活的丰富和各种可能，也让她看清了自己的学历和经验劣势。

第二年，外婆去世，她没能和老人家见上一面，这让她意识到自己离家确实太远，她毅然辞职，回到了广东。

北京的工作经历，为她回广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她的第二份工作，再一次出人意料，没有留在广州而是选择了云浮新兴的凌丰集团——一家专营国内外不锈钢餐厨具的生产制造商。

公司尽管地处偏僻，却给她提供了足够大的发展平台。她的编辑经验、良好的写作功底、在北京参与上市公司运作的资历，以及察言观色的能力，让她很快脱颖而出。她临危受命，不但一个人独自编辑企业报纸，面对别人的临阵脱逃，甚至独自主持过集团新春的团拜会。

对非名校学历的迎欢而言，她最大的特点，是在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岗位，都能建立起清晰的自我认知，始终知道自己需要并能达成的目标。她不卑不亢，时刻意识到工作中若要获得别人的尊重，自己必须具有相应的价值，单纯吹牛拍马，在“求贤若渴”的三四线城市私企中并不可行。

不止一次，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她甚至敢给顶头上司提意见，“胆大，敢怼他们”；更重要的是，工作之余，她总是不忘提醒自己加强学习，一有空，就和搭档翻查公司过去的资料，在她看来，“功在平时，不了解历史，就写不出能产生共鸣的文章来”。

在凌丰公司的两年，是她成长最快的时光，她一直坚信，“从工作获得的成长，不在乎工作时间的长度，而在于工作的深度，以及共事人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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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欢人生的转机出现在婚后。她戏称，尽管小时候的梦想是当CEO，但最后也仅仅是在管理家庭层面，实现了这一目标。丈夫和迎欢是同届校友，也是云浮老乡，在县城长大，“家境说不上太好，也说不上坏”。

他在校时，学的是外语专业，毕业后，进入一家进口水果公司负责采购和翻译，身上既有广东人传统的坚韧、质朴的特征，也有市场经济搏击中灵活的一面。除了本职工作，他会抓紧一切机会赚钱，会加班给一些外商做报表，也会根据情况额外揽一些业务，“接一柜生意，会赚到几万块钱，接十几二十柜，利润会更高。丈夫单位包吃包住，他很节俭，没有任何额外的开销，会将所有的收入存起来”。

尽管工作很忙，但付出还是获得了回报。2012年，两人准备结婚，最后决定如果要继续在广州立足，就必须买房，“安居乐业”是根植于他们骨子里的观念，此前租房的经历，更让他们坚定买房的信念。“第一套房，总价七十万，两边亲人借了十几万，我们自己借了十几万，因为贷款麻烦，房款一次付清，当年，我们就还清了所有欠款，丈夫的储蓄起到了很大作用。”

婚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后，迎欢决定放弃工作，当了全职妈妈。尽管不在职场，但迎欢对自己家庭主妇的身份充满警惕，她依旧会留意政策风向、金融市场的动态，并进行适当理财提升家庭收入。

第二年，还清债务后又有了几万盈余，朋友拉他们去看房，第二套房就在无意中促成。“我和丈夫从来不追名牌，不注重享受，比较踏实，总认为钱要花到实处。”此后，伴随两个孩子出生而来的落户、学区、优质学位的需求，经过权衡和计算，迎欢和丈夫都习惯用买房去解决。“就是钱滚钱，我们尽量将现有资产盘活”，从2012年开始，他们几乎以每年一套房的速度，迅速实现了财富的快速增值。

回想毕业几年的经历，迎欢发自内心庆幸没有回老家过按部就班的安稳生活，庆幸父母让她从小在深圳获得了更多见识。“我们八零后一代，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代，也是稳打稳扎的一代，社会没有绝对的公平，与其抱怨当喷子，不如踏踏实实做事情，毕竟，社会有了很大进步，也有了更多公平。”

3

杨胜轩毕业后的境况，和迎欢构成了鲜明对比。

胜轩是班上少有的广州籍学生之一。他1987年出生于芳村，现在一家人依旧生活在芳村。爸爸是四会人，妈妈是顺德人。

二十几年前，在一家药品公司当党委书记的爷爷提前退休，根据当年的惯例，爸爸顶职进了药材公司，成为一名普通职员。十几年前药材公司解散后，爸爸失去正式工作，找了一份保安的活，一直干到几年前退休为止。

妈妈曾是芳村一家自行车厂的职工，在胜轩念小学的时候，因为效益不好，自行车厂解散，妈妈随之也成为下岗工人。

胜轩家就在芳村鹤洞桥附近，“反正亲人的各种生活，就围绕这个鹤洞桥”，这是他对家的一种直观理解。妈妈下岗后，爸爸不久也从药材公司下岗。胜轩尚小，父母就在附近的菜市场开了冰鲜档口，“主要是卖咸水鱼、鸡翅，冬天卖一些冰冻的羊肉，以及冰鲜的鱿鱼”。

在胜轩的记忆里，父母冰鲜档的工作非常辛苦，念小学时，天还没亮，妈妈就得踩着自行车去黄沙拿货，要忙到晚上六七点才能回来，每次收工，则会将很多又脏又腥的新鲜鱿鱼带回家，仔细洗干净后以便第二天售卖。

父母开冰鲜档后，十几平米的居住空间，越发捉襟见肘，广州潮湿的天气，不允许他们将卖剩的冰鲜放置室内，为了找到合适的空间存放当天无法卖完的冰鲜，爸爸向原来的单位求助，终于找到一个通融的办法，得以允许使用不远处单位空余的平房。这处平房舅舅曾经住过，舅舅和爸爸原本在同一单位，爸爸下岗不久，舅舅也下岗了。

到初二时，市政道路扩建，爸爸使用几年的小平房面临拆迁。爸爸的单位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希望爸爸能早点搬出来，并承诺可以安排进单位的其他房子，外加几个月的房租补贴。但爸爸识破了他们的主意，和另外三户生活困难的人家没有答应。在最后坚持的住户中，有一个阿伯的女婿出面和开发商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每户获得了四万元的补偿。

在失去临时住宅之后，他们一家依然没有离开芳村，没有离开鹤洞桥附近。他们居住过的平房，离现在的白鹤洞地铁仅一百米，爸爸上班的药材公司和妈妈上班的自行车厂，也离家很近，在胜轩的脑海中，始终无法更改白鹤洞地铁曾经是19路车总站的印象。芳村的记忆，渗透进了他的童年、少年，以及整个成长史。

广州城市的变迁，同样在芳村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胜轩而言，属于他个人生命史的片段，除了时尚、便捷的地铁取代低矮的平房，除了老旧公交车站的消失，更为深刻的感知，来自家庭内部的裂变。父母下岗、房屋拆迁，这些大时代的宏大词汇，通过一桶桶冰鲜和父母屈辱的抗争，成为他成长过程中更为真实的碎片。

很长时间，胜轩一家租住在白鹤洞边，“包租婆特别厉害，她出租很多房子，但我无法形容她的吝啬”。因为无法忍受包租婆的脾气，父母决定在拆迁补偿的基础上，借钱买一套住房。他们从亲戚那儿东拼西凑了几万元，很快出手，在白鹤洞旁边，买了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二手房。这是父母在生存钢丝上，依赖房价低廉稍纵即逝的红利，颤颤巍巍做出的大胆、英明决定。

尽管此后的生活，主要围绕还债和孩子两大主题，但回过头看，这个决定，在他们失去正式工作以后，帮家人获得了在广州生存的坚定支撑。虽然在此后的房价飙升中，他们再也没有机会更换更大的房子，但这一次出手，事实上成为父母给胜轩创造的最大财富。

4

2006年，胜轩考上了广东F学院。“在大学前，我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我出身工薪阶层，没有培训班，没有夏令营。我上课时，非常专注，导致我没有兴趣爱好。我的状况代表了60%〜70%学生的状况。”在我当班主任的2006级中文班中，胜轩是十二个男生中最安静的一个，也是最省心的一个，他带着厂区孩子的温厚、本分，从来没有多说过一句话。

父母双方的下岗经历，以及父母下岗后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父母被单位和过往岁月抛弃所致的失败感，在胜轩毕业八年后，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一个班主任的身份，从他的职业经历中，分毫不差地丈量出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下岗的历史潮流，曾让一个个稳定的家庭分崩离析，其对个体和家庭带来的隐秘创伤，我在自己历经这一切后，原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归于平静，直到遇到胜轩，才发现这个宏大的叙事，依旧以另一种方式作用到这个群体。在我离开工厂师傅后，竟会因为班主任的身份，和他们的孩子相见。

胜轩毕业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将这种后果，归结到大学期间缺乏职业规划。他曾应聘过一些单位，诸如粮油集团、地产广告公司，“都不是一些好的选择”。一个远房的姐夫，见胜轩始终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将他带进了一家网络公司，说是网络公司，其实是一家规模很小的淘宝网店。和他聊起这段经历，他反复提到两句，“真的太痛苦了，真的太不爽了”。胜轩的工作非常杂乱，“又要做图片，又要做运营，还要打包发货”，夹在两头受气。公司待遇低（干了四年，到离职时，月薪仅仅两千多元），人际关系复杂，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强势女领导对他的压制。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了几年，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合适做什么，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这份工作，真正学点东西。

直到一家街道办招聘，他才下定决心辞职，“从下决心，到考试，到入职新单位，一个星期”。就这样，他获得了第二份工作，一直到今天。

胜轩以网络员身份考进的街道办，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附近，“关系挂在民政局，但和我签约的，是一家中介”。他知道就算是小小的街道办，等级依旧森严。

“街道办下面有很多部门，城管科、民政科、保障科、出租屋管理科，部门里有公务员身份，有事业编制，有一般的合同工，还有一些临时聘请的人”，他则属于临时聘请的人。

从进入街道办起，胜轩的首要目标，就是摆脱临时聘请的身份，通过考试获得民政专职的岗位，“考了三次，每次笔试都过了，面试过不去”。最后一次，因为他工作踏实，街道办的领导过意不去，帮他在面试的大领导前说了一句话，得以过关，成为一名稍稍稳定的民政专职人员。

在整个过程中，他切身感受到关系的重要。“在基层单位，关系真的很重要，就是领导的一句话。我终于明白，此前的多次面试，其实领导早就做了决定。”胜轩目前的工资，除去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每个月还有三千九百元。毕业八年，他的存款不到一万，他笑着，“不出去旅游或者其他享乐，倒也饿不死”。

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境况，既然转为公务员编制的可能为零，那么，民政专职的岗位，对他而言，不过权宜之计。他帮不上父母太多忙，父母六十多岁，除了两千元退休金，必须依靠兼职打工，维持开销。

在进入街道办目睹层级之间看得见的差距后，胜轩的目标，是考公务员，进入体制最为稳定的行列。毕业多年，他从未停止过学习，在准备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之余，为了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他始终保持“两年一证”的节奏，先后获得了会计从业证、证券从业资格证、社工证、驾驶证等。

无论在网络公司还是街道办上班，结束白天无比繁琐的事务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继续学习，“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和整个周末，不是上网络课程，就是备考做题”。

四年前，胜轩参加过省考的公务员招考，在激烈的竞争中，很幸运地进入了面试，尽管最终没有选上，却进一步坚定了他考公务员的决心。接连三年，他年年参加，从未落下，“有两年考老家四会的财政局，还有一次考农业局，反正都考家乡的岗位，广州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

除了考公务员，他还摸清了广州市事业单位的招聘规律，利用周末去参加各类招考，“报了很多，可能有十几次，竞争非常激烈”。他分析了自己的情况，尽管排名在慢慢提高，但招聘的人数实在太少了，有些单位甚至只招一人，面对厉害的竞争对手，胜轩坦言“很绝望”。他记得有一次考广州市文化局的一个单位，两百多人竞争一个名额。

所有的考试，胜轩没有一次成功。他花很多精力研究公务员考试的题型，研究事业单位招考的公共基础知识、综合知识，尽管名次逐年提高，但报考的人数涨幅更大。

胜轩始终认为考试技巧很重要，始终认为自己知识准备得不充分，尽管一次次失败，早已让他看清现实，“关系太重要了，就算进入面试，没有关系也很难突围”，但他还是对考试的突围心存幻想。“事业单位的截止期限是35岁，35岁之前，我每年都会参加考试。”他将此当作一项必须坚持下去的事业，不在乎已经考得麻木。

胜轩考公务员的经历，让我突然明白一个事实，在校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将考公务员视为比考大学更为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考公务员会演变为愈来愈烈的角逐。

062111班学生毕业多年的实践，不过从侧面印证了这点。对他们而言，公务员考试相比别的选择，意味着相对公平的竞争，也负载了对稳定的期待。

综观班上学生毕业后的现状，那些顺利考上公务员的学生，往往比自主择业的孩子，内心更为宁静。对普通家庭的大学生而言，公务员不见得是最好的职业选择，但却是最能告慰父母的艰辛付出、最能兑现一纸文凭价值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这条路能否走通，往往成为判定这个群体是否存在上升空间的隐秘标尺。

不能否认，中国基层单位的面貌，正由这个群体决定，二本院校学生的归宿，与此构成了隐秘呼应。

今天，当确定性越来越匮乏，稳定生活越来越成为奢望，我目睹更多年轻学生，早已将考公务员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念想。我知道，对062111班的孩子而言，在各种职业的裂口中，考公务员的可能，也算得上时代悄然给他们撕开的一道光，只不过，这道光，暂时还没有照到胜轩身上。

胜轩将自己的一次次挫败，归结到职业规划出了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这个确定结果的背后，部分来自背后那个羸弱的家庭。

摆在胜轩面前的出路越来越清晰，但选择也越来越逼仄。随着考公务员的日趋白热化，他已不占任何优势，考广州的事业单位，三十五岁的年龄线马上临近。他明白要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只有创业一条路。在大多数同学都已成家立业的时候，他恋爱多年的女友，因无法接受和未来公公、婆婆挤在一套六十多平方的旧房里，不得不黯然分手。

“现实摆在眼前，看看广州的房价，凭现在的工资，我根本买不起独立的房子，这个可以算的，绝对买不起。”平心而论，下岗的父母能够自食其力，已让他倍感欣慰，两位老人好不容易从生活的泥泞中挣扎出来，根本不可能像其他家庭那样，轻而易举地给独子提供购置婚房的首付。对他这样的八零后而言，想买房，如果凑不齐首付，一切都是白搭。

大时代的裂变早就开始，而且还将继续。

综观这个时代，可以发现，近十年内，顺着潮流，买房是个体获得巨额财富的捷径。如果信奉劳动的价值，在房价相对平稳的时机，不愿加杠杆、不愿欠债，错过一步，可能就步步皆错，几年以后，就会形成触目惊心的对比。

说到底，胜轩和迎欢都是努力的个体，都来自普通的家庭，两者的差距，不过在特定时期，是否拿得出一个首付。对胜轩而言，错过买房的最佳时期，在热闹繁华的广州，他此后的生活，将不得不为别人眼中的基本生存条件苦苦挣扎。

在小小的062111班，仅仅八年时间，从同一时刻出发，个体命运的差异已显露无遗，群体分化的现实更是触目惊心。

相比更多孩子在时代夹缝中所享受的光芒，这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

5

062111班毕业五年后，我接受系部的统一安排，于2016年9月接手1516045班（该班大一时，在肇庆校区），再一次担任班主任，从062111班到1516045班，中间相差了九年。

在考察062111班毕业多年的境况后，我依然为教育对年轻人前途的积极作用感到欣慰：尽管读大学对整个家庭而言，更像经过艰难权衡后的投资选择，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比我求学时代高得多；尽管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显现，但我还是为班上大部分孩子，通过上大学能够换来一份衣食无忧的生活，感到踏实的庆幸。

但通过近十年公共课、专业课上与孩子们的接触和观察，我感觉趋势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算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就算我所面对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省，比之062111班，1516045班的孩子已有更多的个体，陷入了真实的迷惑和困顿。

毕业季来临，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试图从班主任的口中，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他们在穷尽各种可能后，往往回到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念大学，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这种无法穷尽所有个体感知的清晰印象，是来自个别的偶然倾诉，还是包蕴了一个群体的确定趋势？

胡小芬1996年出生在湛江徐闻锦和镇，徐闻是广东省最南端的一个县，隔海就是海南省。她有四个兄妹，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大妹妹2017年考上了华南农业大学，弟弟在徐闻中学读初中，最小的妹妹在念小学六年级。

爸爸之前在家务农，因为收入太少，只得离家寻找门路。由于没有技术，爸爸主要在徐闻周边建筑工地打小工，工作缺乏稳定性，收入并无保障。妈妈先后在湛江、徐闻打工，主要是在广场擦皮鞋。

因为想要一个男孩，在有了两个女儿后，待小芬念到小学五年级时，父母一直在外面断断续续躲计划生育，顺便也打打散工。初中三年，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过，有一段时间的留守经历。弟弟出生后，妈妈又怀孕了，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又是一个男孩，于是偷偷生了下来，这样，小芬就多了一个比她小十岁的妹妹。

妈妈是家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小芬曾跟随妈妈到了湛江。六年级第一学期，她就读在湛江市区一所私立学校，因为学费贵，妈妈负担起来过于吃力，小芬懂事地要求回家。

从第二学期开始，她就回到了村里，此后一直到初三毕业，都待在奶奶身边，和奶奶共同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工作。

到小芬念初二时，爸爸也决定外出打工，并带上三个弟弟、妹妹。小芬选择独自留下，一个人守着奶奶，初中三年的学费，靠父母打工支付，而生活费主要依靠奶奶去海边挖螺、种甘蔗、养家禽。奶奶出生在对面的海岛上，从小在海边长大，人非常灵活，爷爷很早就去世了，是奶奶一人独自将孩子拉扯大的。

小芬明显感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是在妈妈生下弟弟交完罚款后开始变差的，没生弟弟前，妈妈在镇上的墟里卖鞋，在村里其他人都住茅草房时，家里已盖了村里的第一个独立厨房，家里的正房也是新盖的瓦房。

生完弟弟后，不但被罚了一万多超生款，还因为妈妈要带孩子，少了打工的收入来源，家里的开支，只能靠爸爸、奶奶在田里干活支撑。一直到现在，村里不少人家的茅草房，早就换了楼房，小芬家的房子，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房子还是二三十年前的瓦房，有四个房间，中间有个放牌位的厅，房子现在到处漏水，奶奶存了一点点钱，好不容易换了个屋顶”。家里的人气也越来越稀薄，小芬外出念高中后，就只剩奶奶一个人。

村里有一个图书馆，是小芬经常去借书的地方，也是她和妹妹最喜欢去的地方。奶奶只要两姐妹进入图书馆，就很开心，在老人家看来，只要翻开书，就是在学习，哪怕她们看的是《爆笑校园》。

除了图书馆对小芬的滋养，乡村对小芬的馈赠，更多来自徐闻村庄随处可见的戏台，每年的演出，是小芬的节日。奶奶生命中，唯一和艺术有关的事情，就是看雷剧，带上孙女小芬一起观看，无意中培养了小芬对雷剧的兴趣。

（编者注：雷剧，原名大歌班，因早期以雷州歌曲调为声腔，曾名“雷州歌剧”，广东省雷州市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小芬一直深感庆幸的事情，是父母尽管重男，但不轻女。他们四姊妹的学习，始终是爸爸妈妈最为看重的事情。高中阶段，小芬考上了徐闻一所中学，父母承担不起孩子们在湛江的学习费用，决定转移到徐闻打工，既可以更好地陪伴小芬，也可以省下留在湛江不得不支付的高额学费。

对于父母的外出，小芬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她极为感激父母能够陪她上到小学五年级，而不像弟弟妹妹那样，很小的时候，就留守家中；另一方面，她觉得就算到了五年级，也还是不宜离开父母，小孩天然就应该和父母在一起。但她明白，父母没有办法两全其美，若不外出打工，一家人的生活，真的会难以为继。

多年来，真正让小芬一家人发愁的事情，依旧是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爸爸在徐闻打散工，一年的收入仅有一万多元；天气冷的时候，妈妈擦鞋一天，勉强可以挣到一百元，而天气暖热，连买菜的钱都挣不到。但广东的天气，真正寒冷的时光，总是出奇的短暂。奶奶年龄已大，没有任何收入，除了两个姑姑偶尔接济一点，还得靠政府补贴。

小芬深知家里的状况，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外兼职，不找家里要生活费。大一在肇庆校区，她在学校旁边找了一家小饭店，中午和下午上班，一天干四五个小时，每月能挣六百元，基本能维持生活开支。轮到递交补助申请时，她也会按时填表格；而就读华南农业大学的妹妹，来自同样的家庭，就是不向学校递交任何助学金申请表，这让父母恼火，也让小芬恼火。小芬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大学的课程能够少一点，这样她就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临近毕业，家里都希望小芬能够考公务员，尤其是奶奶，更希望孙女可以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小芬尽管对未来并没有确定的预期，但回湛江的目标非常坚定。“我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工作，但我喜欢雷剧，湛江有雷剧，我希望工作和雷剧有关。”

6

我从内地来到南方，在广东从教十几年，对我冲击最大的事情，来自计生政策对学生的影响。我原本以为，只有在计生政策并未完全执行的七十年代，多子女家庭才极为常见，我从来没有想到，课堂上的学生，会完全颠覆我此前的认知。对那些多子女家庭的学生而言，父母“躲计划生育”的经历，是他们必须承受的生活常态，伴随这一无从逃避的宿命，被留守或随父母居无定所，成为他们必须承担的隐匿痛苦。

与多子女相伴的现实，是贫穷。贫穷对学生的心灵伤害，同样触目惊心。尽管广东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在常人眼中，学生的经济状况，比之内地，应该光鲜很多，而事实上，因为班上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珠三角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和内地比较起来，并无明显优势，有些地方甚至更为落后。

不可忽视的是，伴随多子女家庭，因为亲子关系欠缺所致的孤独童年、留守经历，同样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小芬不否认父母五年级后离开她的遗憾，显然，对她们而言，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团聚的家人，是童年最大的奢望。孩子多，生存压力大，父母的主要职责，都在为生计忙碌，放弃对孩子的陪伴，成为父母无奈但必然的选择和代价。

多年来，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对学生而言，伤害最深的并不是贫穷，而是缺爱，童年缺乏关爱的孩子，到了大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自卑，内心无所依傍，始终有一个无法填充的黑洞。2018年6月，一名留守女孩，在毕业之前，袒露了相似的心迹，“做事永远小心谨慎，除了自己，谁都不敢依靠和信赖”。

当然，对即将结束大学时代的1516045班学生而言，临近毕业，一种看不到出路的迷茫，成为他们真实又沉重的情绪。

1516045班，客观而言，不管在专业设置、师资配备、教学条件等方面，比之以前，都有了很大改善，更为重要的是，就业好，一直是我们学校在广东高校中拥有的良好口碑。但就算如此，还是难掩学生对未来和前途的深重担忧，很多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早早谋划考研，班上考研学生的比例直线上升，人数也早早过半。

对农村孩子而言，经历过大一的兴奋期后，一旦认清真相，意识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后，往往会陷入长久的情绪低落期。但我没有想到，1516045班的低落期如此之长，以至大四来临，还没有走出。

以班主任身份，经历过和学生的常规谈心，并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了解后，我不否认，在网络貌似平等的空间以外，在私下的场合，他们曾经用另一套语言，向我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的维度，在很多方面，他们接续了062111班已经开始分化的事实，并且呈现出强化的趋势。

7

毕业季来临，校园内到处都是穿着白衬衣、黑裤子、打着领结、穿着皮鞋的年轻人。他们脸蛋洁净、身材挺拔，迷惘的眼神和刚刚进校时的好奇、新鲜，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学的时光确实很快，熬过大一的迷茫，进入忙碌的大二，大三倏忽就溜走了。

大四已经不再属于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之间，大四是他们沟通两者的时间窗口，39路公交车站，成为他们通向外面的起点。

龙洞的房价，随着六号线的开通，已经毫不掩饰地嗖嗖上涨。对062111班而言，“房价”这个词，从未进入他们大学生活的视域，谁都没有想到，“房子”在他们毕业后的日子，悄然成为同窗分化的关键。

但对1516045班而言，39路公交车站无处不在的房地产广告，不远处龙洞步行街的租房张贴，他们无法视而不见。

课堂上，莫源盛坦称从大一开始就关注房价。他们那个小镇，在他念高中时，首付只要一万多就可以办理入住，他外婆的那个广西小镇，一百多平米，首付同样只要一万多就可以换来钥匙。

他不能理解，2016年从肇庆校区回到广州时，龙洞的房价还不到三万，怎么突然在一年之内，像服了兴奋剂一般飙升到了四五万，数字的变化，恰如魔幻，让他诧异，也让他心惊。校园内弥漫的金融氛围，对任何专业的学生都有渗透，一场和数字有关的游戏，看似和这个群体无关，但实际上和他们的关系最为密切。

源盛考上大学时，村里的人都用羡慕的眼神对他说：“你就好了，读大学了，可以包分配了。”他感觉无奈，不知怎样回答。从郁南遥远的大山，到达广州算不上中心的龙洞，赤裸的房价，将他生活的底色，暴露得一览无余。这个有着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在大一的时候，曾偷偷写过几十万字的作品，在第一堂课的发言中，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告知他上小学的时候，还要打着火把才行。

他来到广州念大学后，没有像同龄人一样，习惯性地沉湎在二次元的虚幻和抚慰中；他悄悄地关注现实，房价一直是他丈量自己和未来可能性的尺度。他原本以为通过高考可以改变很多，现在发现，自己能握住的东西并不太多。

大二时，他曾偷偷留意师兄、师姐的招聘信息，稍微好一点的单位，“非985,211，非硕士不可”；为了体验真实的上班族生活，他挤地铁、挤公交去市内兼职，“上一天班，什么都不想干，真的很累”。他渴望拥有自己空间的生活，他知道在同龄人中间，流行“活着就好”的信条。

他想起村里人对大学的想象，但坚硬的广州，算来算去，仿佛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在此驻留。他在默默的观察中，和小芬一样，已打定主意回到郁南的家乡。

胡小芬同样知道广州的真实房价。当初高考时，父母怕她嫁给外省人，不同意她出省念书，她小姑嫁到雷州县，奶奶都嫌远。

她离家的范围，妈妈的标准是，只能在湛江嫁人，而奶奶的标准是，只能在徐闻。小芬告诉她们，“现在交通方便，只要有钱就可以了”。“那万一没钱呢？嫁得近，过年回来能见双方父母，嫁得远，过年回来只能见一方父母”。妈妈的回答，让她无话可说，却也无意中卸除了她对广州曾有的幻觉，她内心坚定了回家的决心，奶奶和妈妈的召唤，对她极为重要。

她从大一开始，就着手考教师资格证，她知道应该趁早为回家做好该有的准备。“广州的房子贵得离谱，现在想也没用，爸妈五十多了，根本帮不上忙，奶奶说，爸爸还指望我毕业后，回村给家人盖一栋房。”

对1516045班而言，临近毕业，属于他们的大学时光还不到一年。刘早亮对自己的梦想，有过明确的描述，“有个稳定、简单的工作，有套房子，像普通的打工仔一样，娶个老婆，有个孩子，没有要发大财、开豪车的想法，只想过得简简单单”。

早亮从来没有想过待在乡下，他目睹父母干活的辛苦，对此深有感触。妈妈为了增强他读书的动力，他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干活，从无任何娇惯。他从小体验过割水稻、插秧的滋味，做饭、喂猪这些同龄人陌生的活计，他拿捏准确、得心应手，对劳累的家务和农活，他保有深刻的记忆。

父母最大的希望，是他不要回到农村，他们所经受的辛劳，不忍儿子复制。早亮理解父母的心思，他还未到结婚的年龄，但不让自己孩子受苦的念头，就牢牢扎根在心底，这种生命的直觉，显然来自父母的灌输。

他偶尔会有留在广州的愿望，但“看到房价，心都凉了”。他以此度量回到家乡小城的可能，他感觉要过一种平凡的生活，都非常艰难、非常不易。

早亮妈妈来自四川偏僻的山村，在广东打工期间，认识了丈夫，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妈妈留在家里，再也没有外出。2017年12月，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一次。我想起早亮妈妈在收割红薯的地里，谈起大城市的房价，一种难以置信的空茫，跨越广州到小江的距离，逐渐弥漫在那张乐观、坚韧的脸上。

我第一次意识到，城市和乡村的隔离，并不如我想象中那样确定，农村妇女，也并不支持我此前的成见，她们对城里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早亮考上大学，一直是这个远嫁的四川女子最强大的支撑，她此前所有的生活信念，就是努力经营好家里每一寸土地，咬牙坚持每一项能给家里带来收入的生计。

村里没有孩子念书的家庭，早就建好了气派的楼房。妈妈对早亮毕业以后的处境，没有具体的感知，儿子带回来的关于广州房价的叙述，叠加上她熟知的家乡小城的房价信息，这冷冰冰的数字，不经意中瓦解了一个女人朦朦胧胧的确信。

无论她如何强调，“不怕的，没有关系的”，我始终难以忘怀脑海中的一幕：在落日余晖的傍晚，在收割红薯的地里，在谈论房价不经意的叹息中，一个农家妇女，对房子和孩子命运之间关联的在意。

是的，和062111班相比，“房价”已成为我和1516045班同学之间不愿面对的话题。相比062111班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的事实，1516045班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理直气壮地和我说起要待在大城市，更没有一个孩子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工资，能够买得起一个安居之所，能够在流光溢彩的城市立下足。

对我而言，这明显的蜕变，中间的距离只有九年，如果说，062111班已经显露的分化让我担心，那么，对1516045班而言，孩子们不约而同的缄默和放弃，更让我直接感受到一个群体根深蒂固的困境。房子、房价对国家而言，只是一个经济维度的术语，但对1516045班的孩子而言，则是他们在离开学生宿舍后，锅碗瓢盆必须搁置的地方，他们的前途、去向、家庭、生活质量，都与此紧密关联。

随着对1516045班学生了解的深入，我发现从刚接手时的隔膜，网络的屏障不再成为我担心的理由。我真正担心的，是他们用网络以外的语言，对自己生存困境的叙述，我害怕一个固化、无出路的群体，变为残酷的现实。在孩子们偶尔扮酷的表达中，我分明感受到一种无形的东西，对年轻人的挤压，飞涨的房价、贬值的文凭、日渐减少的工作机会，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真实。

这一代孩子，面对自己的处境，竟然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的时代，也从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的这些现实，会妨碍他们从更多的层面去理解自己的成长，妨碍他们从个人成功的价值观突围出去建构自己完整、充实、自我主宰、充满力量的生活。

时代就这样将一群孩子架在钢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