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朝蜀韩氏女遭明玉珍之乱的原因

两种可能原因：

一是天赋异禀，女扮男装确实成功；

二是出于某种原因，明知其为女，但不肯或不敢告发。

至于花木兰的故事是否真实存在，我个人认为可能存在原型，只不过不断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原始面貌已经不可考了。

如果花木兰真实存在，十二年无人发现她是女子的原因究竟是哪个呢？我结合具体的史料讲几个故事，自己判断。

其实从古至今，对于一些天赋异禀之人，无论是男扮女，还是女扮男，都并不是那么好发现的。

尤其是在古代女扮男，可能比男扮女更常见、更容易一点。因为男女皆蓄发，只要女子的胸不是太大，把胸裹紧一点，平时注意一下，尤其是每月的月经，外人不近其身则很难发现。

晚明官员谢肇淛的《五杂组》就记载：“国朝蜀韩氏女遭明玉珍之乱，易男子服饰，从征云南，七年人无知者，后遇其叔，始携以归。”

元末明初，明玉珍割据四川，一韩姓女子改易男子服饰，女扮男装加入了明军，跟随大军从征云南，七年间也没人发现她是女子，直到后来遇到其叔，才跟着回了家。

本书还记载了一个类似的女扮男装的故事：

金陵黄善聪霞公府住的人少，十二失母，父以贩香为业，恐其无依，诡为男装，携之庐、凤间。数年父死，善聪变姓名为张胜，仍习其业。有李英者，亦贩香，自金陵来，与为火伴，同卧起三年，不知其为女也。后归见其。姊姊诟之，善聪以死自矢，呼媪验之，果然，乃返女服。英闻大骇，怏怏如有所失，托人致聘焉。女不从，邻里交劝，遂成夫妇。

李英和黄善聪同卧起三年也没发现她是女子，后来知道真相后，李英“大骇，怏怏如有所失”，他可能确实不知道黄善聪是女子。但后来李英明显是爱慕黄善聪，想要娶她，也可能早就知道黄善聪是女子，只不过没有捅破而已，这才可以与她“同卧起三年”。

另外，还有一则关于男扮女装的事件：

女子诈为男，传记则有之矣；男人诈为女，未之见也。

国朝成化间，太原府石州人桑翀，自少缠足，习女工，作寡妇妆，游行平阳、真定、顺德、济南等四十五州县，凡人家有好女子，即以教女工为名，密处诱戏与之奸淫；有不从者，即以迷药喷其身，念咒语，使不得动，如是数夕，辄移他处，故久而不败。闻男子声，辄奔避。

如是十余年，奸室女以数百，后至晋州，有赵文举者，酷好寡妇，闻而悦之，诈以妻为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启门就之，大呼不从。赵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也。擒之，送官吐实，且云其师谷才山西山阴人也，素为此术，今死矣。其同党尚有任茂、张端、王大喜、任昉等十余人，狱具磔于市。

《明宪宗实录》也有记载：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乙酉（十一月二十二日），山西太原府石州民桑冲伏诛。

初，大同府山阴县有男子习女工，为妇人装，以诱淫良家女妇，有不从者用魇魅淫之，冲尽得其术，从而效之者七人。冲历四十余州县，淫女妇百八十余人，莫有疑其伪者。至晋州有男子欲强淫之，始知其伪，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狱以闻。

上以其情犯丑恶，有伤风化，命凌迟于市，且令搜捕七人者罪之。

明朝成化年间，山西太原府石州人桑翀，从小缠足，习女工，作寡妇妆，一切皆以妇人打扮。于是游走于山西、北直隶、山东等地，以教女工为名，诱奸良家女子。女子若是不从，就用迷药将其迷倒，然后迷奸。十余年间竟然入室奸淫女子数百人，从没失手过。被奸淫的女子担心名节受损，不敢告诉家人，更不敢告官，自然也就从来没人发现过他其实是个男人。

直到有一回桑翀窜到了北直隶真定府晋州地界，有个叫赵文举的老色批就酷好寡妇这口，听说当地来了这么一个擅长女红的俏寡妇，就谎称其妻为妹妹，将桑翀请到了家里，晚上又让其同室共宿。等到了半夜，赵文举悄悄进入房间打算享用这个“寡妇”。桑翀顿时大惊失色，没想到自己一个奸淫女子数百的淫魔也有被人强奸的一天，大声呼叫不从。

赵文举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打算来个霸王硬上弓，用手掐着桑翀的喉咙，扒光了他的衣服，结果发现“俏寡妇”竟然是个男人！

估计赵文举也是大惊失色，到手的寡妇没了，还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白白毁了老婆的贞洁，愤怒之下将桑翀扭送到了官府，于是终于水落石出。

地方官府鉴于案情重大，上报朝廷，将桑翀等一干人犯押送京师。明宪宗听说了此事，深感此等罪行实在是罪大恶极，命将桑翀及其同党全部凌迟处死。

从桑翀假扮寡妇十多年奸淫良家女子数百人这个案子，我们可以发现，不是没人发现桑翀是男的，只不过担心名节受损，不敢说出来而已。

另外，从“有不从者霞公府住的人少，即以迷药喷其身，念咒语，使不得动”、“有不从者用魇魅淫之”这些记载，我们还可以推测，什么迷药、咒语、魇魅，大概率是无稽之谈，无非是受害者不得已之下掩盖自己不够贞烈的遮羞布而已，和现在一些人被骗之后，虚构的被迷药洗脑、误了心智，任凭骗子摆布的故事差不多，其实就是掩盖自己因为贪婪上了骗子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