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父亲和我的时代」

父亲的晋华情缘

——纪念晋华纺织厂建厂百年而作

陈林

今年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山西晋华纺织厂建厂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我应约写一篇纪念文章，其实也应当写一篇，不仅为了约稿，而且也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

我的父亲陈瑞庭(1931--2014)，祖籍山西忻州市解原乡六石村，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1942年至1946年在家中上学、务农，1946年至1949年在太原国华鞋店当徒工，1949年解放后，到太原利民化学公司门市部工作，1950年到1951年在山西省工业厅购销总处门市部，1951年，父亲被调到山西化学公司经营科任练习生，1952年7月来到山西晋华纺织厂，开始了他四十多年和晋华纺织厂的情缘。

晋华工作四十载 文笔耕耘写春秋

父亲刚到晋华纺织厂，一开始是在经营科当了五个多月的采购员，由于父亲喜欢学习，经常写一些文章，在1953年1月就被调到党委办公室，这一干就是三年半，在那里，他勤思善写，给《工人日报》《山西日报》等报刊投稿，刊登了大量反映晋华纺织工人热情高涨投身工作的稿件。在斗批改办公室工作了一年半之后，父亲于1971年4月到党委宣传部，从事宣传工作。1972年4月至1976年12月在秘书科工作。

打倒“四人帮”后的1977年1月，父亲被调到厂长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表现突出，1981年2月，任厂办副主任，1983年3月起，任厂办主任。可以说，这些年是父亲心情舒畅的几年，也是他可以放手工作、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期。我那时正上初中，总记得父亲每天上班早来晚归，每次到他办公室，桌上总是堆着一沓材料在写，红格稿纸上，密密麻麻写着文字、数据，上面又有钢笔和红毛笔勾画，那些材料是父亲用心血书写他对纺织事业的热爱！他像一只老黄牛一样，不事张扬，默默耕耘。

1985年4月，父亲被安排至厂史办公室任主任。父亲在厂史办期间，经调查走访，写下了大量的厂史文献，如《城下之盟 强权之约----旧晋华被阎锡山霸占经过》《日过三次“鬼门关”-----记旧晋华侮辱工人的搜身制》《晋华历史上的“盂兰盆会”》《防空洞前的风波》《临解放 阎氏劫走发电机 榆次城 顿时陷入黑暗中》《旧货当作新货卖 故弄玄虚荐人才----旧晋华被英商愚弄坑骗事两桩》《日寇从晋华劫掠走多少财富？》《旧晋华经营亏损遭代管》《旧晋华是如何招工的？》《旧晋华为何要在榆次设厂？》《晋华“三大元帅”》等大量文章，这些文献为当代研究晋华纺织厂这个百年老厂提供了许多珍贵翔实客观的历史资料，极具研究价值。

政治运动被戴帽 乐观豁达勇自嘲

父亲在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征文中，写过一篇题为《我的两顶帽子》的文章，文中讲述了在1957年差点被打成右派、险些被送到煤矿改造的事情。文章短小而不失幽默，至今读来，令人难忘。我丈人就对父亲的这些文章钦佩有加、念念不忘。文章写道：

二十多年前，我穷得买不起一顶像样的帽子。每年冬天总是拾掇起那顶戴了好多年的烂棉帽戴在头上。尽管它又旧又破，很不雅观，但有它总比没它强。那时候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哪管帽子好看不好看，头不冷耳不冻就心满意足了。

但我富有的是政治帽子，多达五六顶。什么现行反革命帽、反党集团三家店小伙计帽、组织阴谋小集团帽、支持某某某在市政协放毒帽、射向党的三支毒箭帽等，我都戴过。这些政治帽子，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无限上纲，强加于人，并不准申辩。……千万别小看这些政治帽子，帽子就是罪名，就要被处理，动真格的。据此，抄了我的办公桌，抄走许多笔记本，一再逼写检查交待，准备送我到某煤矿劳动改造。

如今这些政治帽子都不复存在了。但我却买了许多好看、适用、保暖的帽子，有呢子帽、绒线帽、鸭舌帽等。依据气候变化，任我选戴。其他物质生活也大为改善。这要感谢邓小平同志，是邓小平同志救了我，是他那改革开放的英明政策，卸掉了我头上的一个个紧箍咒。如今有民主，有法制，允许不同的思想观点存在，人们可能自由讨论，不强加于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真正做到了“百家争鸣”。

勤奋好学有佳篇 功夫皆在文章外

父亲在60年代深入车间、掌握大量素材后，创作了小说《眼睛》，刊登在山西省当时最著名的文学期刊《火花》1964年9月号上，后来在1979年这篇小说又被选进了山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的《山西短篇小说选》，和马烽、赵树理、西戎、胡正等著名作家的作品收集在一起，至今我觉得很荣耀。但父亲却很低调，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

1964年8、9月间，当时父亲正在参加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太原举办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学员都是由各地、市、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推荐来的业余文学爱好者，共40多人。8月18日早晨，父亲听到一个好消息：全国著名作家巴金同志来到太原，准备到“读书会”看望大家。中午时分，在省文联领导的陪同下，巴金来到了“读书会”，与全体学员见面并合影。巴金就文学创作跟大家进行交流，谈到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思想苦闷、孤独，便学写小说，《家》《春》《秋》等作品就是那时创作的。

图为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山西短篇小说选》

刊有父亲的短篇小说《眼睛》，与赵树理、马烽等作家的小说同载一书

当年“读书会”的学员中，有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处处长的曲润海、后来担任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的鲁克义、后来主编《山西民间文学》的刘琦及作家杨茂林等。

图为1964年8月15日，巴金与省文联读书会全体合影（前中为巴金，巴金右二为父亲）

许多人认为我的父亲既然写了这么多文章，文化程度很高，其实我的父亲文化并不高，他只上过四年私塾，但父亲就是靠着一股韧劲和钻劲，多读书，多记笔记，多写作，最终在创作方面取得了成就。我至今还保存着父亲的厚厚的几个笔记本，上面记着各种知识，如新闻知识、还有名人名言、思想火花、成语、谚语、歇后语，我觉得这些都是父亲勤奋好学的最好见证。我上小学和初中时，每次写作文，都要先打草稿，再请父亲帮忙修改，之后才誊到作文本上。父亲退居二线及退休后，仍保持着爱阅读和写作的习惯，订了《参考消息》《文摘报》《家庭科学报》《书摘》《老年世界》等报刊杂志，同时，他还笔耕不辍，给《检察日报》《山西日报》《晋中日报》和《榆次时报》等报刊投稿，发表稿件数十篇。数度被评为优秀通讯员。其中不少就是宣传介绍晋华纺织厂的文章。记得在“我与榆次市报”征文活动中，父亲写了一篇题为《一见如故》的文章，讲道：他同《榆次市报》由原来的一见如故变成了有深交厚谊的老朋友，“老朋友之间就应该是无心不掏，无话不说，无稿不投”，他也是这样做的，隔三差五就写一篇小稿子，让我送到报社。

父亲还特别谦虚，如他给《检察日报》写了一篇小说《预算》，我在录入电脑时，最后一段加了几句话，父亲执意要在作者中加上我的名字。

父亲不仅文化学习上用心，纺织专业上也特别上心。我在整理他的工作笔记时，发现父亲于1979年1月15日记录的《纺织基本常识》,认真记录着纺织行业各种术语和参数。

我的父亲于1991年退休，退休后，他仍十分关心晋华纺织厂，创作了不少与晋华有关的作品。如《从晋华周边环境话巨变》《盟兄弟“串亲”》等。他还创作了《晚霞》等诗歌，其中既有他对老年生活的感受，也有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赞美，诗歌《九九春光更美好》则表达了他对澳门回归祖国后的喜悦之情。在反映老年生活的《晚霞》写道：

天边飘荡着一片红烧云/它在留恋人间美景/憧憬未来文明/它要呼兄唤弟/积蓄冰晶/来日东山再起/继续耕耘播雨/滋润万物大地/恩泽百姓黎民/邻居那位耄耋老人/就是天边的火烧云/欣逢盛世的耄耋老人/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修整转了八十年的生命车轮/八旬老人竟成顽童/重孙骑背喊“快跑”/老伴称他“快乐神”/街坊有事找他问/秃顶之年染丹青/书画赞盛世/投笔叙豪情。

上仰高堂下教子 四载辛劳侍老伴

我的祖父祖母早已去世，但每每从父亲的言谈中，我深切地体会到，父亲对祖父祖母崇高的敬意、深深的爱恋，甚至还有深藏于心中的愧疚之情，因为父亲十五岁就从老家到太原打工，祖母去世时，恰逢战乱，父亲都没能回去见上祖母一面，这是永远埋在父亲心里的痛！我在整理父亲的手记时，看到了这样的话语：“母亲的恩情深似海，母爱真情价无涯。对母亲的恩情，儿早已铭记在心，镌刻在脑。儿曾暗有打算：待我三年学徒期满，经济自立时，定要给母亲买好吃的献上，扯好穿的奉上，待母年老，儿侍奉在堂，以回报母亲对儿那种高尚无私的爱和伟大真挚的情。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儿还未自立，母亲竟然离开人世，仅度过人生的41个春秋。英年早逝，痛惜不已。儿的回报，竟成空话，永远无法兑现，惭愧和内疚将伴我终身！”甚至与我的数次交谈中，也流露出无限的遗憾。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从小父亲的长兄（我的大伯）就对父亲特别关爱和心疼。后来父亲在太原当学徒后，每到想家的时候就去也在太原当裁缝的大伯那里，说上几句话，就像回了趟家似的，真的便不大想家了。在旧社会当学徒，管饭无工钱，大伯就主动担负起供父亲穿衣服的责任。一次回老家探亲，父亲穿上大伯为他做的一件丹士林布新蓝裤和一件漂亮的白市布新上衣，惹得村里众多小伙伴的啧啧羡慕。父亲当学徒时，因长年在水泥地上睡觉，受了阴湿，长了一身疥疮，十分瘙痒，柜上根本不管，大伯知道后，立即领父亲洗了一次澡，随后才慢慢治好。当裁缝，是十分劳人的活计。由于日夜蹬机缝衣，积劳成疾，大伯22岁那年，得了肺痨，以致英年早逝。父亲的长兄在世时间很短，仅仅二十二个春秋，却成为父亲一辈子的思念之痛。父亲在《长兄》这篇散文中表达过这样的情感：俗话说，兄弟如手足。我和长兄之情情更浓。他一生对我关怀备至，爱护有加，恩深义重，终生难忘，未曾报答，倍感歉疚。为报答长兄恩德，我要在有生之年，学习他那高尚品德和奉献精神，释尽余热，热心公益，善待家人，奉献爱心。父亲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小妹上学的费用就是父亲资助的。

父亲是一个耿直的人，见不惯歪门邪道，他任厂长办公室主任期间，从未因私事用过公车，也没有谋过私利，我们三个姐弟，都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各自单位的。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位邻居跟父亲提出，想用一下厂里的车去趟太原，当场就被父亲拒绝了。他要求我们三个子女，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要夹着尾巴做人。特别是我的哥哥在税务部门工作，他更是经常提醒，要廉洁自律，不要犯错。父亲1989年任协理员后，在他的民主评议党员鉴定表中写道：“按照厂党委文件规定的四方面要求对照检查评议如下：一、我认为我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比较坚定的。因为我在旧社会生活了18年，外族侵略本民族所遭受的凌辱和灾难我目睹身受过，国民党的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的痛苦生活我饱尝过，牛马不如的徒工生活我经历过。生活经验告诉我，新中国比旧中国强百倍，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强百倍，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把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二、我没有搞过特权，没有以权谋过私，基本保持了艰苦奋斗、廉洁奉公这一党的优良传统……”

父亲不仅是孝子、严父，还是一个好丈夫。我的母亲岳富婵比父亲小七岁，在晋华小学当教师。由于多年高血压，在1992年不幸突发脑出血导致偏瘫，生活不能自理。住院时哥姐轮流侍候，出院后，家里家外主要就靠父亲一个照顾。当时我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铁路工程局工作，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京九铁路（北京--香港九龙）开工在即，我得知上京九的消息后，我曾犹豫、彷徨过，心想：父亲年过花甲，万一把他也累倒怎么办？于是我想找单位领导打退堂鼓。但深明大义的父亲毅然对我说：“孩子，你去吧！家里有我呢，到了工地好好工作，别惦记家里。”噙着眼泪，背上行囊，我踏上了征程。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做饭洗衣，侍候老伴，无怨无悔，邻居们都说：老陈真有耐心，是个好丈夫！

父亲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按理应当离休，但由于政策规定，企业干部实行过供给制，才可以享受离休待遇，因父亲未吃过供给制，所以1991年光荣退休。而其他几位和父亲参加工作时间相近、甚至比他参加工作晚的同志，因后来调至行政机关，享受离休待遇。我曾为父亲感到不公，父亲却对此很淡然，他对我说过，多活几年不也挺好吗？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对个人政治待遇、经济待遇无所谓的人。

在父亲的熏陶下，我们三个姐弟对晋华也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姐姐师范毕业后，分配到晋华子弟小学当了一名人民教师。哥哥技校毕业后，在晋华当上了装梭工，后来他参加了税务局的招干考试，考进了税务部门。而我，从小就生活在晋华这个小社会、大家庭里，耳濡目染都是晋华这个万名职工大厂的百年风韵，家里所有关于晋华的照片、资料我都精心保存着。我想，这也是父亲用他的实际行动带给我们几个子女的影响吧。

父亲工作时间四十二年，三十九年时间是在晋华纺织厂度过的。在近四十年的“晋华时间”里，他与晋华纺织厂同呼吸、共命运，把毕生奉献给了纺织事业。他对党忠诚，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在临终前还不忘委托家人向党组织上交党费。他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志，任劳任怨。上世纪五十年代，厂里工人师傅文化普遍偏低，他受命到扫盲班当老师，使一些工人后来能看报纸和写一些简单常用文字。在新建街居住时，他还兼任大院家长委员会主任，每到开学季，排房的孩子们就会拿着家长通知书找父亲写鉴定和评语，父亲对每个孩子都认真评价，并鼓励他们在新的学期好好学习。在学习上，他终身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为后代树立了榜样。在生活上，他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从不利用职权为个人谋取私利。他热心公益，关心社会，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他主动为灾区捐出500元特殊党费。

父亲在晋华纺织厂工作的三十九年，是晋华纺织厂发展史上关键的年头，他见证了晋华厂的崛起、振兴、繁荣和发展，特别是在厂长办、厂史办期间，更是为晋华纺织厂的经济发展和历史回溯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我深深知道：晋华纺织厂的发展和成长更离不开千千万万像父亲一样无私奉献的晋华纺织工人，适逢晋华建厂百年之际，在此我对曾经奋战在晋华的万名职工致以崇高敬意！

晋华纺织厂是近现代民族工业的优秀企业，为山西乃至华北的纺织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晋华职工是勤劳善良劳动者的优秀代表！

晋华纺织厂必将永载史册！

作于2019年6月

图为1984年11月26日在晋华纺织厂召开的华北地区棉纺织操作技术经验交流会（父亲在第四排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