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祖母在长沙老街搬迁记的作者青莲「长沙古村落」

文/青莲

我家祖辈几代都居住在长沙，是老长沙的原住民。小时候我父母在外地谋职，我们几姊妹随祖母生活在长沙。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由祖母安排料理，祖母就是我们几姊妹的主心骨和依靠。

祖母有个特点，喜欢搬家，这里住个一两年，那里住个两三载，往返循环。但也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搬来搬去都是围绕天心阁下。

天心阁始建于明代，是长沙人心中的地标，有中华十大历史文化名楼之称。登上古阁放眼一望，湘江北去，岳色南来，大有“四面云山都入眼，万家灯火总关心”的气魄。

我家在天心阁下住过的地方 图源：1986年《长沙市地名录》

出生桃花井

1949年10月，与新中国同龄，我出生在长沙天心阁下的桃花井巷。

桃花井巷是一条东西走向，全长不过几百米的曲尺形小巷，东口在都正街上，由东往西弯曲向前。巷尾往南折出织机街。2000年织机街拓宽成了人民西路。桃花井巷临近织机街的拐角处有一口清澈古井，就叫桃花井。也许很久很久以前，井旁还有一棵每到春来桃花盛开的桃树吧，桃花井美名定是由此而来。

史载这里旧有戏台，祖母说，我出生时戏台就没有了。但一副对联却流传至今：“饮水能歌，桃花古井桃花扇；望瀛可接，第一仙人第一台。”瀛指小瀛洲，桃花井与小瀛洲仅咫尺之遥。

我儿时的“全家福”照

我的家是坐落在桃花井巷中的一栋两层楼房，它坐北朝南，红砖砌的外墙，青瓦盖的坡顶，在桃花井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好房子。

走进端庄厚实的大门，一条石板小路直达厅堂，左右两边各有天井。左侧木楼梯与楼上相连。右侧天井边有水井，井水丰盈清澈能照出人影。冬天洗衣洗菜不冰手，夏天去除暑气送人清凉。厅堂两厢前后房，再后面是厨房和杂屋。楼上也是差不多的布局。这栋漂亮的两层楼房，是我祖母历经艰辛耗尽心力，合全家之力建造而成的。

说来话长，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寇侵华，在中华国土上肆意烧杀掠抢，为所欲为，残暴兽行馨竹难书。长沙是西南重要门户，日本鬼子叫嚣攻打长沙久有时日。国民政府要长沙“焦土抗战”，那场载入史册的“文夕大火”将长沙烧成了一片火海，三千多人丧生在熊熊烈焰中，无以数计的人流离失所。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苍夷。

祖母劫后余生，望着片片废墟、段段残垣，祖母的心痛过之后，她那不认命、不服输、不怕困难的倔脾气涌上心头。她想一定要重建家园，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于是她踮着一双被封建礼教摧残的小脚，忍着钻心的疼痛，领着自己的儿女在火后废墟中翻寻捡拾着砖头瓦片、木材石块、铁钉牛毡等一切与建房相关的物品。日复一日，竟囤积起一列列可观的长阵。

但祖母深知，单凭这些捡来的材料是万万不能建成新房的。所缺材料的购置费、建房工人的工钱从何而来？祖母思来想去没有一个可行之法。

后来也是机缘巧合，一伙刚从浏阳流落到长沙的泥木匠，人地生疏，急着要找事做，祖母与他们一拍即合。谈妥他们以最低工价承揽建房，祖母包管他们的中晩两餐饭，最重要的是他们同意工钱分期给付。祖母如愿联系了人工，后又踮着一双小脚走访了多家建材商铺，赊回一些必要的材料，费尽心思计算着手中仅有的财力，开始了她的建房梦。

新房终于在泥木匠魔力般的变幻中，神奇地崛起在桃花井。尽管后来很长的一段日子，祖母全家节衣缩食，几个儿子女儿拼命打工，祖母喂猪养鸡贴补家用，直到过了很多年后，这些建房欠下的债务才得以还清，祖母一家终于有了安身之所。与泥木工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几十年相知相帮，堪称一段友谊佳话。

2015年复制的桃花井景观 青莲摄

今日桃花井和桃花井巷都不在了，芙蓉区政府在都正街至人民西路街口复建了一个“桃花井”景观。

一迁鲇鱼山

祖母在我四、五岁时，由于生计所迫，竟把自己亲手建造的房子卖掉了，于是我就跟着祖母辗转搬家。好在那年头，绝大多数人都是租房住，搬家要说也容易，只要觅得一处住地一间房，雇一辆人力板车，家中若有劳动力也可借一辆板车，自己身体力行。拉上全部家当一张木床、一张木桌、一个矮木柜、几口木箱子，几件换洗衣服就可以挪个地方。

1958年我9岁，妹妹两岁，祖母领着我们搬到了一个叫鲇鱼山的地方。传说远古时代，长沙城东的浏城桥下有一条河流。河中住着一条鲇鱼，千年修炼成精。后来人们把鲇鱼精住过的地方叫做鲇鱼套，鲇鱼套旁边的山叫做鲇鱼山。

鲇鱼山其实只是地势稍高于鲇鱼套，而沿着鲇鱼套延伸的一条S形小巷。从浏城桥下阶级是鲇鱼套，再从鲇鱼套上阶级便是鲇鱼山了。纵深不过一、二百米，巷中鹅卵石小路，宽的地方三、四米，窄的地方仅两米多点。小巷两旁都是低矮民房，有土砖青砖红砖砌的，也有木板毛竹牛毡搭的。

鲇鱼山旧影 图源：网络

鲇鱼山口子上有一座佛教居士林，但我家入住鲇鱼山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已不是宗教场所了，好像是做了仓库，大部分时间都是大门紧闭。

居士林旧影 图源：网络

我家住的鲇鱼山11号，在鲇鱼山来说算是比较好的房子了。其实也不过是四周青砖砌的墙，中间间隔全是木板的三进厢房。台阶下有几块菜土，种着一些家常小菜。围着一道竹篱笆，也就成为院子了。

院子里一共住着四户人家。我家祖孙三人住在靠西头的一间南向房间，大约10多平米的小房中。那时生活极其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两口木箱、几只小凳子，外带厨房里一个砖头砌的炉灶，一些散煤和煤球，一只木柜里有几只碗几双筷，便是我家生活的全部。

院子里的人家，印象最深的是靠东头厢房里的徐姓人家，据说是徐特立的本家。男主人徐爷爷已经七十多岁了，痩瘦的戴着眼镜，喜欢清静。他家的门不常打开，也不太搭理我们小孩子。偶尔从他家打开的门中，看见他挥毫泼墨，听见他吟诵诗文，应该是书香门第吧。

依稀记得他有两个儿子，名叫徐务本和徐聪本，是前夫人所生。当时的徐夫人只有四十多岁，有意思的是，那年徐夫人生下一个相貌酷似徐爷爷的男婴，因为出生在鲇鱼山，所以起名徐鲇本。

徐爷爷家有两个孙辈，孙子名叫徐经延，孙女名叫徐经兑。与我交往最多的是徐经延，当时他十一岁读小学五年级，我九岁读小学三年级。可能是因为生长在诗书人家，徐经延看的书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多，见闻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广。

记得他经常给院子里的孩子讲一些革命故事、民间传说、科普童话等。我们功课有不明白的地方也问他。在我们眼中，他俨然是一个小老师，一个有学问的人。暑期夏夜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带着小板凳，拿着小扇子，围坐在台阶下，听徐经延哥哥讲故事。那年代，夏日乘凉的方式很使人难忘。

时光在小孩子们懵懵懂懂中悄悄过去，第二年暑期又到。一天徐经延对我说，他要离开爷爷家，转学到他爸爸妈妈那里去读书了，不能再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一起玩了。话毕，他从背后拿出一本书送给我作纪念。我接过他送我的书，看到扉页上写着：

劳动学习同两春，朝朝暮暮不离分。

互相学习实真甜，跃进跃进再向前。

后来徐经延转学走了，不久我家也搬离了鲇鱼山。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趣，当时一个十二岁男孩写给一个十岁女孩的诗，也带着那个时代的特色。如今几十年过去，鲇鱼山早已随着长沙的发展而化为了芙蓉路的一段，然而那首记载着两个孩子纯真友谊的小诗，以及那些童年往事却永远珍藏在我心底。

二迁吊马庄

在鲇鱼山住了两年多后，祖母又动了搬家之念。这次搬到了吊马庄。吊马庄位于今天心区磨盘湾北侧。相传关公战长沙时与黄忠交战，黄忠敌不过关公，弃械而逃。关公紧追不舍，到此地时人困马乏，便将马吊在树上，自己在旁稍作歇息，吊马庄因为关公吊马而得名。当然，不论史上是否确有其事，也算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悠悠遐思吧。

吊马庄巷子不长，呈S形，巷口对着磨盘湾。往里不远处是吊马庄1号予园，予园是一栋石库门公馆，红砖墙青瓦顶，厚实的木门上，有着竹条镶嵌的密集有序的图案，以及两个铜铸的门环。更彰显出大门的坚固，公馆的气派，主家的不凡。

果不其然，后来才知道这是民国名医刘建勋旧居，“予园”是因为怀念其父刘贲予而名。刘氏父子都是长沙名医，都曾在长沙开设医院，一生以医济世。刘贲予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和一系列革命活动。刘建勋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前线培训输送了大批医护人员。解放初期，又将自己开设在长沙的“卧云医院”捐赠给长沙市立医院，即今长沙市一医院，并在医院上班继续行医。

2010年吊马庄予园 青莲摄

不过我家住在这里时，予园公馆的门老是关着的时候多。偶尔开开也只是有人进出，随之马上又关上了。我每天上学放学都从门前经过，却从没看清过里面是什么样子。近年我路过这里，吊马庄巷及周边一大片全拆除了，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停车场，只有予园公馆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据说是已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了。

沿着巷子往里延伸，不远处分为两个岔路口。右岔口边有一口水井，麻石井台，井口有井围，水很清。小巷里的人家都在这里汲水洗衣洗菜，简言之除饮用水外的一切用水都取之于它。

而我对它的记忆并不仅仅如此，尤为难忘的是那年父亲到上海出差，给我带回一把精美的裁纸小刀。刀套上饰有蓝红相间的花纹，刀把上挂着黄色丝光穗子，令我喜欢得爱不释手。白天放在衣服口袋里，晩上放在睡觉的枕头下，简直是日夜不离身。可是有一天放学后去井边汲水，小刀从口袋里滑出来噗嗤一声掉入井中，霎时沉入水底不见了踪影。等我回过神来摸着空空如也的口袋，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十一岁的我懊恼沮丧了好长一段时间，总是痴痴地幻想着那把漂亮的小刀会从水井中蹦哒出来，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上世纪90年代吊马庄巷及古井 图源：《长沙井文化》

左岔口那边有一个现在年轻人没见过的消逝已久的自来水站。那时候自来水还没有进入家庭，饮用水都得到自来水站去挑。

自来水站木栅栏门，有个老人在门口守着，窗台上放着茶杯和一个装钱的小盒子，一个铁丝圈穿着竹子做的水筹，水筹大约七、八厘米长，三厘米宽的样子，竹片上有自来水的字样，一端有一个小孔，便于穿入铁丝圈好清点好计数。

水站里有七、八个离地米把高的铁质自来水笼头，大家可以在里面接水。一分钱两担水，收费十分低廉，小巷人家都在这里挑饮用水回家。每到放学时分，几乎各家孩子（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一、二岁）都纷纷拿起扁担挑起水桶，呼朋唤友结伴去水站为家里挑水。一时间水站前排起长队，叽叽喳喳说说笑笑十分热闹，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也不为过。

自来水售水站 图源：《长沙百景》

我家就住在右岔口边的一个镶着石板条的大门里。现在想起来也应该算是一栋公馆。有楼上楼下两层。只是除四周是砖砌的墙外，里面房间都是木板间隔而成的，房间大小不一。大部分是一间房住一家人，只有少数几户有两间住房。木板隔音差，你家说话做事，邻家也能知晓个大概。

我家的房间位于上楼的楼梯口处，大概这个房间是整栋房子里最差的了。邻居上下楼全从你门前过，脚步声伴着楼梯的吱呀声一阵接一阵。我们小孩子还没什么，祖母上了年纪，每每难已成眠。

这个房间往大了说有上十平方米，开张床，放个桌子，放个柜子后，中间仅剩能站一两个人的空间了。此时我家又添了个弟弟，祖孙四人日常生活只好全在楼下的一个公共堂屋和院子里了，吃过晩饭再上楼去房中歇息。

全院的住户都在房屋后面的一个大杂间里做饭，七、八个煤灶，七、八个和煤的煤槽，（因为那时都烧散煤，煤里要加入黄泥增加粘性，再加入适量的水将其团成煤球作燃料）加上各家碗柜炊具，竹篮簸箕，把整个杂屋间挤得满满当当。一到做饭时刻，烟雾燎绕，说话声、咳嗽声、锅碗瓢盆碰撞声此起彼伏，演奏着一支奇特的民生交响曲。说白了那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

2010年，我故地重游，想看看我曾住过的房子，结果大失所望，刚刚作为“棚户”拆掉了。我家旁边的那栋还未开拆，我连忙把它拍了下来（见下图）。

2010年吊马庄民居 青莲摄

住在大院里的人们，我记得有一对在中学教书的罗老师夫妇，院中小孩有什么学习上的疑难都可以向他们请教，他们也会不厌其烦耐心解答，那可都是免费的。还有解放路南京理发店的刘师傅一家，刘师傅手艺高超，有时休息在家也会义务为邻居理理发。我祖母虽说年纪大，也经常替尚未下班的邻居择菜、煮饭，收拾晾晒在院子里的衣服被子。

还有一位旅居印尼而在国内读书的华侨学生，已不记得他姓什么了，戴着一副眼镜，蛮斯文的。当时正是六零年，苏联逼债的困难时期，物资紧张，粮食蔬菜、生活物品全凭票证供应。这个华侨学生在印尼的家人，给他寄来了奶粉和饼干糕点，他有时也会分一些给院子里的小孩吃。我有几次正好碰上，分吃过几片。现在几片饼干微不足道，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可说是蛮珍贵的东西了。

那年头粮食的珍贵更反映在老百姓的餐桌上。以我家为例四口人，每餐祖母都是按人按量量米放到四个碗里，淘洗后多放上一些水再放到大锅里去蒸，以期蒸出的米饭泡松些显得多点，能多扒拉两口。蔬菜也是每人每天供应二两，一黑早就得去排队购买，若是去晩了也许就买不到。鱼肉蛋难得一见，米粉做的“人造肉”样子虽然有点像，但奈何没有肉味，还得要粮票才能购买，买“肉”要粮票也是奇葩。

我那时正是十一、二岁吃长饭的时候，那点定量供应的粮食实在是难得填饱肚子，幸亏祖母几乎每餐都是“吃不下”，每餐都要匀出两勺给我。而我竟然不懂事到以为祖母真的是吃不下，理所当然地吃着祖母忍饥挨饿省出的米饭。而祖母在那段日子瘦得皮包骨，整个人就像一件衣服挂在竹竿上一样摇摇晃晃。

三迁县正街

在吊马庄住了有三年吧，祖母又带着我们三个孙辈搬到了县正街。县正街位于今天心区，东起高正街与都正街的交接口，西接大古道巷，2000年因修建蔡锷南路，县正街被劈为两段。县正街因古善化县衙门在此街而得名。县正街距吊马庄不远，顺着磨盘湾往东走过一步两搭桥，出小乐嘉巷就到了。

县正街街面不是太宽，街上饮食店、南食店、肉食店、蔬菜店、豆腐店、粮店、煤店、理发店一应俱全。还有一个红旗食堂，居民带上粮票和餐费就可以到那里进餐。那个时候各种食物、生活用品全凭票证供应。买包子面条饼干要粮票，买米买油要粮证，蔬菜肉食全凭证，买煤也要凭煤证。各家各户都有一大摞购物凭证，那可是全家赖以生存的重要物件。

2012年县正街的店铺 青莲摄

那时候虽说物资供应紧张，人还是蛮讲诚信守规矩的。比如肉食店的猪下水要早上去得早排队等候肉食店开门，才能凭票供应，去晩了自然买不到。但是你若是头天晚上10点过后，将一个小竹篮子小簸箕子或者小矮凳子放在肉食店门口占位替你排队，到早上店铺快开门时，你再排到你所放物品占位的地方，大家也都承认你的排队资格。

有趣的是放物品占位时，后来的人会自觉将自己的物品放在先来的人放的物品后面。这种奇特的排队风景，也只有在那个特定年代能够一见了。

从我家住东过去几家便是善化县城隍庙，城隍庙青砖、飞檐、灰瓦，正中为圆拱门，两旁还各有一小门，里面有多尊威武高大、神情凛然的神像。庙前有一片麻石铺就的宽敞大坪，小孩子放学后喜欢在那里跳绳、跳格子、打弹珠、踢毽子、捉迷藏，庙坪成了附近小孩子玩耍的一个乐园。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庙宇，供奉的定湘王曾是长沙人心中的守护神。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家住在这里的时候，还存有一角，它彻底毁于文革“破四旧”的运动之中，我亲眼目睹了那一幕。

城隍庙拆除后，其界碑成为天心阁进门阶级的铺路石 图源：《定王台与都正街》

2013年出土的城隍庙墙砖 图源：《定王台与都正街》

那是1967年七月或是八月里的一天，那天我们这条不通公交车的小街里，突然开来了一辆公交汽车停在庙坪前，几乎占了整个路面。只见车上下来了一伙汉子，手拿绳索铁棍直奔城隍庙里而去。尔后他们将神像一尊尊抬出搬上汽车，满满一车，然后开着车扬长而去。不知开到哪里去了，更不知将那些神像送往了何处。

后来空荡荡的庙宇成了一家街办纸盒厂。纸盒厂的许多大妈大婶系着围腰戴着袖套，在那里浆糊纸盒，然后晾晒在庙坪里。庙坪变成了工厂，小孩子玩耍的乐园也不复存在了。

不过小孩也有小孩的法子，他们将活动场地移到与其相邻不远的天心阁。高正街与天心阁仅隔着一道墙，也不知是哪几个顽皮孩子在这道外墙上，撬开了两个能容小孩子钻进钻出的圆形洞口，一时附近的小孩都从这里进出天心阁。

天心阁楼台亭阁，花草树木，空气清新，活动场地广阔，更是孩子们闲暇时的游乐天堂。他们在那里唱啊跳啊，追啊跑啊，笑啊闹啊，释放着小孩子的纯真天性。天心阁管理处那些好心的叔叔阿姨也并非不知就里，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他们去了。可能也是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帮他们省去三分钱门票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天心公园大门及城墙上的茶室 图源：《老照片中的长沙》

我家门牌号在县正街上，生活起居出出进进却是走旁边小巷子的侧门。我们住的这栋房子，楼下是砖墙结构，楼上是木板结构，共住有三户人家。每家的住房都是楼下一间，楼上一间。厨房就在狭小的楼梯间里，三家共用。其中一户人家不常在家做饭，才使得狹小的空间稍微宽松一点。

南向房间里住着一家三口，夫妇俩五十开外，有个女儿叫兆青，在一个专科学校读书，模样皎好，性格文静。那时我刚进初中，学习上请教过她多次。男主人戴一副镜片厚厚的眼镜，不苟言笑，喜欢看书看报。听说原来是水口山矿务局的一名工程师，不知什么原因被单位清理回家，这在那个“文革”时期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足为奇。

这位工程师因为无业，只得置购一辆人力板车，每天天不亮就去远郊拖回一车黄泥，堆放在他家外墙的一侧。捣碎筛匀，然后等待需要黄泥和煤的邻居前来购买时，再用簸箕挑上送往其家。每担黄泥收费一角，幸亏那时烧的是散煤，黄泥是和煤的必需品。就是后来改烧藕煤，也是各家自做的多，黄泥还是少不了。加之这位工程师总是把黄泥捣鼓得又细又匀，故附近邻居都来买他家的黄泥。他也靠此自谋的一个职业才得以养家糊口。工程师拖黄泥卖，也是“文革”中的奇事，但也不足为奇。

女主人是家庭主妇，可能因为在外多年，她的一口上海话已不纯粹，夹杂着一些长沙话音。平常喜欢谈论别人的家长里短，议论别人的穿着打扮。比如江青曾名叫蓝苹，解放前是上海的一个电影演员，演过什么什么电影，就是听她说的。这些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新奇的新闻。

另一家人家工作单位远，早出晩归，与人鲜有交往。

我家住的北向房间，照例是白天祖孙几个生活在楼下，晩上我带着六岁的妹妹到楼上的小房间睡觉。这间仅有六、七个平米的小房间，进门靠北开着一张木床，靠南边有一扇门，直接对着外面的街道。门的下半截装有木栅栏，以防人掉下去。因而祖母总是叮嘱我们不要去开那张门。

最使我难忘的是靠西边的那扇单开小窗。小窗很窄很小，比一张课桌的面积大不了多少。临窗摆放着一张小四方桌，一条小板凳。那时候物资供应紧张，电力供应也紧张，绝大多数人家都是共用电表，电费按各家电灯盏数、灯泡瓦数大小收取。那时候经常停电，停电前是没有通知的，说停就停了。因此祖母一为实际考虑，二为节约电费，决定楼上房间不点电灯。

幸运的是房间里的那扇小小的窗户外，不远处有一根路灯电线杆，每当夜幕降临，路灯的光刚好能照进临窗小桌的一角。我就着这束光，阅读欣赏了诸多中外名著。如《水浒传》《西斿记》《红楼梦》《红岩》《烈火中永生》《雷雨》《骆驼祥子》《三家巷》《苦斗》《巴黎圣母院》《基度山伯爵》《茶花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这束光开启了一个少年的求知欲望，照亮着少年的我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初初起航。

四迁小瀛洲

在县正街大约住了三个年头，其时姑母的女儿一岁多，也送回长沙给祖母带。这时祖母又起了搬家之意，与住在小瀛洲32号的蒋女士调换了住房。蒋女士因孩子大了，急需两间住房。祖母则看中了蒋女士小瀛洲的住房房间大、宽敞明亮、质量好。虽说只有一间房，但也各取所需，成功换房。1967年的秋天，我家祖孙五口搬到了马王街一侧的小瀛洲。

小瀛洲位于今芙蓉区，西起丰盈里，东止马王街。

上世纪90年代小瀛洲农贸市场 图源：《名人与长沙风景》

小瀛洲相传为五代马楚国的宫廷园林，与马王宫相连。唐代著名园林“东池”也在此处。不过到我家搬来的时候，它与长沙别的街巷大致无异。也就是每隔十来米就有一栋各具特色的石库门公馆，悄悄展示着昔日的光鲜吧。至于早先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居人植柳，四面环碧”，“清流似镜，可以通舟，旁植花竹，交相辉映”的美景，以及清末至民国时的席宝田祠堂、长沙大剧院等，都无处可觅了。

但小瀛洲闹中取静，居住环境还算得清幽。巷中段有口双眼古井，井台高出地面一、二十厘米，足有五、六平方米，麻石铺就。四周有排水沟，方便排水。为附近居民用水之源。

巷西头与之相连的丰盈里也有一口麻石古井，名为“丰泉古井”。它建于清道光八年（1828）冬季，由60户人家集资兴建。井旁有石碑二块，一块记载集资人姓名、集资金额、修井时间等；另一块喻示此井公用和修井原因等，可谓祥尽。邻近丰泉古井的丰盈里、丰盈西里等街巷，均因丰泉古井而得名。

2000年修建蔡锷南路时，丰泉古井全街拆除，井亦被毁。后来市政部门在蔡锷南路旁另掘井一囗，砌以石基石栏仍名“丰泉古井”，成一景观。这些都是立在井边的石碑告诉我们的。我家住的那栋公馆因位于小瀛洲西头，也拆除了。

2015年小瀛洲的店铺 青莲摄

我家住的小瀛洲32号是一座石库门公馆，青砖青瓦、尖顶飞檐。虽说只有一层，但气势不凡。据说原先是国民党一个罗姓师长的私邸。

进得大门，走过天井，踏上三级石阶，就是我家居住的房间。它正对天井，窗户又大又宽，房间朝南，面积有二十几平米。祖母的大床开在房间的靠中位置，挂着蚊帐，后面隔出来的一点空间，放着两个木箱和一些杂物。祖母大床两边再各开一个窄床，靠右边的那个简陋而仅能睡一个人的小床就是我的领地，那年我已17岁了。尽管一间房中三张床有些挤，但坐在宽敞明亮的窗前，在那张有两个小抽屉的旧书桌上看书写字倒也惬意。

值得一提的，是书桌边那个比凳子稍大一点的小矮柜，柜门锁着，别看它小，却是祖母经济大权在握的象征。父母寄回的生活费、购物的粮油票证，户口本全在柜中放着。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现今人们家中的保险柜。究竟柜里装着多少钱呢？告诉你吧，可别吓着了，最多也就是全家五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充其量也就五、六十元。那个时候，一个人月生活费达到十元也算是可以的了。

院内还住着沈姓、刘姓、何姓三户人家。虽然每家也只一间住房，但每家都有一个小杂屋作为单独的厨房。这也是此处住房的一个便利与优势。

沈姓人家住在我家北向的后面，夫妻俩都已经五十六、七了吧。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参军在部队，大女儿在南京上大学，小儿子和小女儿均在上中学，一个初中一个高中，“文革”期间都停课在家。

沈先生据说原先在上海绸布庄做事，我家搬来这里时他在河西一个工厂上班，早出晩归。沈夫人身体不好，没工作在家。他们一家人说话行事都和和气气，彬彬有礼。

左侧住的是长沙牙医刘润森一家，那时候老先生与儿子开一个牙科诊所在蔡锷路上。老先生少与人交谈。儿子爱唱歌，一些老歌如《红梅赞》《珊瑚颂》《乌苏里船歌》《赞歌》《红太阳照边疆》等，只要他在家就轮番唱。下班时他人还隔家二、三十米远，就听到歌声，并不时飘进我家的窗户。后来听说他们那个牙科诊所合并到了原东区医院。

何姓人家，先生在对河坪塘劳改队工作，是一名狱警。两个儿子上中学，一个女儿上小学。何夫人在家偶打零工，或接一些手工活帮补家用。住在院子里的人家相处和睦，见面客客气气。

小瀛洲东头巷口正对马王街，马王街位于今芙蓉区，南北走向。南起都正街，北至吉庆街。创办于上世纪初1903的修业学校就在此街中，“修德敬业”是它的宗旨。辛亥革命志士黄兴曾在此任教，“五四”时期，毛泽东、徐特立曾在修业学校任教并从事革命活动。青年毛泽东还在这里编辑过著名的《湘江评论》。

修业学校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百年名校，但我家住在小瀛洲时，它叫“桂花井小学”。上世纪1969年还是1970年才又恢复“修业学校”校名。1972年，修业学校被当时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公布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块保护碑至今还嵌在学校大门一侧的墙上，也成为文物了。

1972年修业学校文物保护碑 图源：《定王台与都正街》

马王街道路比县正街宽敞，商铺鳞次栉比，店面更大，行业更全，品种更丰富，人流聚集更多。县正街上有的南食饮食、肉食蔬菜、粮店煤店它都有，县正街上没有的商铺这条街上也有，比如百货店、日杂店、裁缝店、药店等，据说这个马王街药店原先还是个老字号，叫“王柏寿”。

马王街还与都正街、古稻田、桂花井、东茅街、吉庆街或相连或相通，因此成了附近居民生活购物的聚集地。整天街上板车、单车、三轮车来往穿梭，“叮当叮当”的车铃声，“靠边靠边”的吆喝声不绝于耳。上班上学、买菜购物的人们脚步匆匆，熙熙攘攘。各种喧哗交织在一起，沸沸扬扬。湖南省人民医院的大门，在马王街向西拐弯处的东茅街口。若有个头痛肚痛的，看病还是挺方便的。

马王街旧影 图源：《定王台与都正街》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家为省钱早上是吃米饭的，菜肴简单，多是咸菜、泡菜，豆腐汤或酸菜汤。所以一清早豆腐店门前手拿碗或缽、或搪瓷盆，等待买热豆腐脑回家做早饭菜的小孩子已经排起了长队。那时候人们购物都是碗、钵、竹篮、布袋等，没有现在的“白色污染”之忧。

我家买豆腐脑的任务多是由大妹担当，她当时七、八岁，每天早起拿个碗去豆腐店买回四分钱豆腐脑。祖母将豆腐脑与煮饭滗出的米汤和在一起，放一点点油盐和葱花，居然香气扑鼻。再从泡菜坛子里夹些泡菜，加上一些米饭就是全家人的美味早餐。那碗“美味豆腐汤”就是我家的“营养汤”，我至今难忘。

时光不知不觉悄悄溜走，转眼到了1969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响应号召，下放到益阳县欧江岔公社插队落户，成为千千万万知青队伍里的一员，那年我19岁。现在回想起当初下乡的情景，仍然清晰地闪现在眼前。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走的那天早晨，我背着单薄的被褥，提着简单的行李。七十多岁的祖母执意要送从未离开过家的我到汽车东站。那时的汽车东站还在天心路天心阁附近，离我家住的小瀛洲并不远。但祖母是一双小脚，她老人家拄着杖，抹着泪，一路脚步踉跄。白发被寒风吹起，嘴唇微微颤抖，不断叮嘱着我已经叮嘱过无数遍的话语。直到我在震天敲响的锣鼓声中，坐上运送知青的大货车，随着大货车的开动，祖母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逐渐消失在视线中。

就这样我离开了长沙，在农村战天斗地干革命七年后，26岁时我才在知青大返城的浪潮中，回到了长沙这片故土，到一个企业做了幼儿教师。呵呵，扯远了，这些另篇再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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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青莲。编辑 | 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