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乡情 · 风土风物风情」牛旭光｜春风不改旧时波（一）

牛旭光，男，山西高平人，现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部级机要秘书，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文化发展基金会高级顾问。

转眼间，离开家乡已40年；蓦回首，物是人非，旧貌换新颜。“新颜”固好，但常常萦绕心头的却是“旧貌”，及至那些与之相连的旧事、旧景、旧情……

作者几个月大时和父母哥哥在长治

家居四排楼底

我很小的时候，因父亲工作调动，离开出生地长治，回到了祖籍高平。那时我还不记事，只是后来听大人讲，父亲是个大孝子，是在爷爷奶奶的要求下调回高平工作的。这一动，虽说是“叶落归根”，却不曾想由此开启了我们家在自己家乡的漂泊生活。

父亲17岁就参军离开了家乡。刚解放时，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急需人才，他于1952年就由长治军分区转入地方工作。那时还不算完全“转业”，父亲是作为军队干部支援地方的，因此还保留着军籍。50年代末期回到高平后，由于在商业系统而非党政机关，也由于职位不高（任高平县城关供销社主任），因而没有公家安排的住房，只好自己租房。因为房子不是公家的也不是自家的，所以居所很不稳定，城东城西城南城北都住过，我的印象中十多年至少搬过六七次家。

由于家里孩子多（我们兄妹六个），母亲没有工作，又居无定所，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也不高，艰辛的生活并未阻止我们快乐地成长。尤其是在城东四排楼底居住的六年，那是我清晰的记忆开始的地方，也是我对家乡开启美好认知的地方。那个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真的是妙不可言，真的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

建筑是记得住的乡愁。每到一处，给人初始印象的便是建筑，给人留下记忆的首先也是建筑。四排楼底便是我第一个“记得住的乡愁”。它位于城中心，是一条不宽也不太长的巷子，不过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可不是一条小巷。因为小时候人小，总觉得什么都大。这条巷子，往西与高平城的正街相连，穿过正街和西面的西门巷贯通东西，与正街十字交叉，形成过去古城中心的一个“大十字”；往东与车碾巷交叉，形成一个“小十字”，再往东，则顺着高平中学的后墙一直通向城外。当然，通向城外的东边那条很长的道儿已不属于这条巷子了，并且有些弯曲狭窄。

二大门今貌

四排楼底，也叫“四牌楼底”，算是高平城的名巷之一。此巷名的来历素有两种说法：一说此巷原有四座牌楼，用来旌表节孝，但具体牌楼在哪儿，为谁而建，都已无从考证。唯一的证据是旧县志有注释，明咸化八年造册，崔璘聚集招贤、儒林二坊的散户，增加了这一坊，而坊名是由于孝子王起的事迹而受旌表，所以得名“孝行坊”，这与传说的四牌楼底巷建有牌坊相吻合。另一说则认为，原来此地十分富庶，有四排并列的楼房，所以叫四排楼底。现在的巷名标识用的就是“四排楼底”，尽管旧志中的古城图上标的是“四牌楼底”。

不管“四排楼”还是“四牌楼”，作为物质遗存，或已成过眼烟云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作为文化符号，它却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传知后人那不灭的光辉。历史的机缘，给了我启蒙教育的城东小学便坐落在这条巷子里，而我家就住在学校东边的院子，一墙之隔。县人民剧团又在我们家东边的院子里，也是一墙之隔，不过它的大门开在车碾巷上。真是左手一指是学校，右手一指是剧团；一厢朗朗书声起，一厢袅袅乐音来。我的学前三年和小学三年就是在这个环境里度过的。

县人民剧团旧址大门（2018年摄）

我家所在的院子坐北朝南，院子很大很大，比普通的四合院大一倍不止，但也不是标准的两进院或三进院。临街的大门不在院子的中轴线上，在东南角上，门口两座大石狮子甚是威武凛然。进大门以后是一个进深不大的长方形小院，走不了几步就是二大门。跨入二大门，先是一个空旷的院子。说它空旷，是因为只有东屋和南屋，西面和北面都没有房子（听说原来是有的，1938年被日本飞机炸了），所以不只脚下一片空地，西面的空地和北面的院子、房子都一览无余。走过这个院子，再上几级长条沙石铺就的台阶，就进了另一个更大的院子。砖铺地面已经很旧了，有不少破损，也不太平整，说不上是什么年代铺的，也许几十年都没有更换或修补了，然而感觉却非常舒服。不像现在，有些建筑还好好的，没几年就拆了重建；有些马路还新新的，没几年就挑了重铺，结果是很多新的还没旧的好，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在这个有几分沧桑的院子里，有堂屋，有东屋，有西屋，堂屋旁有耳房。整个院子住了六七户人家，我们家住在西屋。西屋山墙南面、院子的西侧是一大片空地，从断壁残垣和面积看，以前可能是个小跨院。秋天过后天气转凉时，各家都会在空地上挖一两个土坑，把红白萝卜和白菜贮存起来过冬。这片空地与上下两个院子相连，有砖石有泥土有树木，空间又大，对孩子们尤其男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上天赐予的游玩宝地。院中的树木有洋槐树、椿树和桃树等。桃树的品种不好，结一些小毛桃，季节到了的时候，不等桃子完全长熟，院子里一大群孩子在树上树下玩耍几次就把桃子“消灭”了，因为摘下的桃子不用洗，在衣服上蹭蹭毛就啃着吃了。虽然吃起来一点也不甜，没什么味道，但水果在我们的童年大约可以说是奢侈品了，不甜的毛桃毕竟也是水果，关键是不用花钱，而且是在欢乐的玩耍中消费的，这实在是一种难以寻回的“奢侈”和惬意啊！

男孩儿多有当兵的情结。刚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两个哥哥和儿时同伴在院子里玩起打仗的游戏。手中的武器，有父亲用木头做成的玩具枪，有用高粱杆剥皮后插成的手枪，有用玉米杆制作的机关枪，还有用玉米芯撅成两截插根棍儿做成的手榴弹等等。更好玩的是，在那片空地里，我们可以拣来砖头和柴禾垒灶生火，可以用树枝、玉米杆、高粱杆搭窝棚，可以挖陷阱“害人”，还可以挖战壕“打仗”……由于父亲酷爱下象棋，我们哥儿几个都是四五岁或五六岁就学着下，天气好的时候都愿意跑到那片空地里躲到自己搭的窝棚里玩。除了下棋，有时也打扑克。象棋一毛四一副，扑克一毛五一副，都是小孩儿用的，既方便又便宜。

年纪稍长后，从喜欢拉二胡的父亲那里抄写的上党梆子曲牌“中四六"

住在四排楼底还有一件很快乐的事就是看戏。近水楼台先得月。由于住得近，也由于父亲跟剧团熟——从领导到演职员几乎都认识，所以晚饭后一听到锣鼓响，父亲就常常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到东边的院子里去看剧团排戏。如果在大礼堂正式演出，更是几乎每出新戏都带我们去观看。我们家人多，如果老买票看戏就有点奢侈了。但是人熟，家里总有成沓的剧团给的“优待票”，又认识把门检票的，所以小时候真看了不少免费的戏，多的时候一星期能看三四场（包括看排练）。好在那时没有“八项规定”，即使上学也很轻松，有充足的时间看戏和玩耍，不像现在的学生苦哈哈地背负沉重的学业负担。正是从小享用如此丰盛的精神大餐，深受家乡独特的戏曲艺术的浸染，因此直到今天，我虽然非常不喜欢戏曲，但对上党梆子却情有独钟，每每有家乡戏进京演出，只要抽得开身，我一定观之。

高平文化底蕴丰厚，是一个文物大县（市），至少有1600余处文物单位，其中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达20处，现存宋金以前古建筑数量超过长江以南半个中国的总和。可以说，在这片只有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上，文化遗存比比皆是。从我家居住的四排楼底往西，穿过正街就是西门巷。西门巷，顾名思义，高平古城的西城门就在此巷子的最西端，出了西城门便是西关地界。据说西城门建得雄伟坚固，上有城楼，下有城壕，通过吊桥和城外大道连接。可惜我未曾见到此景。不知什么时候，西城门被拆除，城壕也被填平，城砖被老百姓拆下盖了房屋，垒了猪圈、茅房，最后只剩下两个土堆，土堆也慢慢地被挖去调煤烧火、和泥垒墙。我家住在四排楼底的时候，倒是赶上看见了这最后的景象，我曾跟着两个哥哥去那里挖过土，抬回家调煤用。

鼓楼

四排楼底和西门巷相交的十字路口往北100多米处，在正街的中央有一座鼓楼。这可是高平城的一大景观，是一个极具文物价值的地标性建筑。鼓楼修建于宋代，重修于康熙年间，楼高三层，斗拱飞檐，红墙铜瓦，雕梁画栋。楼上置一面大鼓，一口大钟，用来“镇三关，而慑奸宄”。鼓楼高大古朴，又骑街而建，在正街的南头就可以远远地望见它。以前没有高层建筑，更反衬出其巍峨壮观、气势非凡，所以老辈人说，“高平有座大鼓楼，半截戳在天里头。”由鼓楼往北不到200米处，也就是正街的尽北头，是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即古城的县衙大堂，正街两旁有法院、看守所、武装部、粮食局等单位。紧挨鼓楼的西侧和西北侧多是文化单位，包括新华书店、工人俱乐部、灯光球场、电影院、大礼堂等，我印象中当时县文化馆就在鼓楼上办公。高平的街道不宽，鼓楼这片却十分宽敞，电影院和大礼堂门前有各种小吃摊和游弋的小商贩，有卖烧豆腐的，有卖肉丸儿的，有卖凉粉儿的，有卖纸烟瓜子的，人流、车流（马车、平车、自行车）川流不息，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因为离家不远，小时候就常常跑那里玩，而最好玩的就是上鼓楼滑“滑梯”。上鼓楼是走西侧的楼梯，楼梯是用城砖砌的，二三十个台阶，好几米宽，楼梯两边傍着的斜坡就有二尺宽。斜坡和楼梯道一样，用一色的城转砌的。坡面很平整，也不知人们把它当滑梯滑了多少年了，黑光透亮，最中间一段都凹下去了。我们来这里玩，就是先顺着楼梯走到顶端楼门口的位置，再跨上两边的斜坡往下滑。斜坡高度和鼓楼的二楼一样，离地面几米，刚开始只敢上到半中间往下滑，等到大一些才敢上到顶端。那时候孩子们都不娇气，可以疯玩，要搁现在，这都算危险项目，即使家长不说，也会有人管着不让玩。这两个斜坡还有些不同，靠南边那个玩的人多，靠北边那个玩的人少。为什么？因为北边比较脏。为什么脏？因为北边斜坡下面的墙角是灰堆。以前卫生环保都不太讲究，也没有条件讲究，家家户户每天早上都要倒炉灰，还有扫屋子的垃圾等，就在附近找一个相对僻静、不太碍事、还得有点面积的地方倾倒，然后再由人集中清理。由于这是当时生产方式决定的生活方式，因而人们对此并无怨言，感觉一切都是那么合理自然。

有些东西，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不懂得它的价值，当你失去它的时候才知道它的珍贵。高平城的鼓楼不幸在1974年被拆除了。当它在风雨中巍峨矗立着数百年上千年的时候，我们也许对它熟视无睹，也许对它习以为常，因为它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但当它被无情地拆除，把它从我们的生活中抽走的时候，才会发现它在我们心中是何等的分量，留给我们的是多大的遗憾。尤其可叹的是，1974年“文革”已接近尾声，“文革”初起“破四旧”的风潮已过去八年，古楼并非政治上的考量非拆不可。“相思几缕化珠泪，落寞千丝成月光。”面对古楼的命运，简单地指责彼时决策者的愚蠢和无知已无济于事，无奈中只能珍藏一份美好的记忆，发出一声叹息。

入读城东小学

小时候没上幼儿园，也没上学前班，在家玩到上学的年龄就上了城东小学。

城东小学和我家一墙之隔，它由路北和路南两个院落组成。北院是一个不标准的两进院，其建筑半旧不新、有新有旧，学校的大部分教室和教学行政部门都在这里。进大门后的第一个院子面积较大，东西两侧分布着几间教室，都是平房，都是后建的比较新的房子。东侧的教室边上有一座不大的楼房，楼梯在室外，窄窄的，二十几级台阶，全用青砖所砌，每一级台阶的砖头都被磨得没了棱角，每逢雨天后，砖缝里绿绿的青苔分外醒目，透出建筑的风霜和古朴，相较那些平房，是完全不一样的年代风格。校长李兴华的办公室就在此楼上。李校长瘦削的身材，中等个头，干练而冷峻，据说全校学生没有不怕他的。“怕”在他这里不含贬义，更多的是表示一种敬畏。因为父亲跟他熟识，曾带我去过他的这间办公室。过了第一个院子往里走，是一个带屋顶的廊子，廊子两侧有平房，是老师的办公室，廊子中央摆放着乒乓球案子。穿过廊子便是后院。前后院相接处往西有一个跨院，那里有几间教室，院子里有一个跷跷板，课间都排着队玩。后院比前院小得多，东、西、北面都是楼房，都是老建筑。东面有一间楼房和前院的那个格局一样，楼梯也是砖砌的，在室外，一样的古朴。顺着楼梯上到二楼门口，有一个不大的平台，平台上有一段一米多高的墙，站在平台上几乎可将我家的院子一览无余。记得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搞“便学”服务，学生交五分钱就可以在学校理发，而理发室就在后院二楼的这间屋子。有一次放学后我到那里理发，理完就走，忘了给钱，当我走到自家院子快到家门口时，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是给我理发的老师，问我给钱了没有。闻听此言，我即刻摸兜，摸到那五分硬币，拔腿就往学校跑，把钱交给老师。长大以后曾想过，一墙之隔真好啊，可以使我弥补错误不过夜。同时也曾感到奇怪，理发的老师我并不认识，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而且我住哪里都那么清楚？莫非他站在墙头看过我们在院子里玩耍的情景？

不仅如此，“一墙之隔”还有很多有趣的、好玩的故事。有一次，学校布置“除四害”活动，要求每个学生上交一条老鼠尾巴。（除四害是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开展的一项运动，要求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麻雀被平反，不再列为“四害”，而代之以臭虫，再后来，臭虫又被蟑螂取代。现如今的“四害”即指苍蝇、蚊子、老鼠、蟑螂。）上世纪60年代，老鼠确实很多，农村不用说，即使在县城居民家里，没有老鼠的也真不多，所以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当学生把老鼠尾巴交到学校后，学校登记完，过几天就会把老鼠尾巴清理一次。怎么清理？那时候没有环保概念，就是找个地方一倒了之。没想到的是，有一天我们在院里的空地上玩，玩着玩着来到了那位理发老师曾经站立的墙头下面，突然眼前一亮，发现一个装满老鼠尾巴的纸盒——原来学校把“战利品”扔在了这里！我们院可是有好几个在城东小学上学的哦，可都是有灭鼠任务的哦，而且整个灭鼠活动还没结束，有的同学包括我本人当时还没有上交老鼠尾巴。然而面对如此天赐良机，玩伴们却没有一个为之所动，没有一个想过从中拣一条去交差或者多拣几条交上去获得表扬或奖励。宁可完不成任务，也绝不会弄虚作假，这是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位同学都能够从小就保有的质朴和诚信，相较于今天的某些现象，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城东小学的南院完全是一个新院落。进大门西侧是一个篮球场兼做操场；东侧一小块空地上搭了一个木板拼制的简易乒乓球案子，尺寸不标准，高度矮一些，木质台面在长年的日晒雨淋下也有点变形，没有球网，就在案子中间摆一溜半头砖，或两边各放一块砖头、上面横杠一根高粱杆；正南面空地上有一个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标准尺寸，球网同前，旁边还有单双杠；东南角上是两排平房，都是教室。院子没铺砖，只铺了通向教室的甬道，每逢下雨，甬道外的空地一片泥泞、无处下脚。通常，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天，南院空无一人，两扇破旧的木大门用铁链子锁锁上，但门缝有半尺多宽，瘦点的人和小孩钻进去一点不费力。因为离家很近，也因为乒乓球作为国球非常普及，我们上学前就开始玩了，所以，在南院没人的时候我们常常钻进去打乒乓球。学校北院那个乒乓球案子倒是比南院的好，是工厂生产的那种标准型的，但北院的大门严实，门缝很窄，只能飞进苍蝇；再说，那主要是教工和高年级学生用的，即使开着门，我们也不敢进去玩。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家里玩，即在砖地上画一个乒乓球案子，尽管地面不平，有许许多多深浅不一的砖缝，而且手里使的是用木板或三合板等做的简易球拍，但照样玩得很嗨。

1960年代初小语文课本

在城东小学读书的三年，学习上的事已没有太多印象，只记得班主任是位杨姓女老师，30多岁，和蔼可亲，课也讲得好；记得用蘸笔写字，墨水一毛多钱一瓶有点贵，就几分钱买一包浅蓝色的染料兑上水蘸着写；记得很早就开始练毛笔字了，写大楷也写小楷，不像现在那么多书法家呼吁多年才让书法重新走进课堂；记得语文课《十粒米，一条命》《半夜鸡叫》进行的阶级教育之深刻感人，曾强烈地激发起我们对旧社会的憎恶和对新社会的热爱。还有，每年清明节，学校都组织学生到县城西南的烈士陵园去扫墓，路上唱着扫墓歌：“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墓前想烈士，心潮正澎湃，意志如长虹，气节像松柏……革命火，传下来，朝阳花儿开不败。”那深情的歌词和旋律以及在烈士墓前肃穆的气氛和哀思总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和触动，每次扫墓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学校有时还组织学生看电影，包场，五分钱一张票。那时的五分钱可说是一个重要的货币单位——五分钱看场电影，五分钱理个发，五分钱买个鸡蛋，五分钱吃块烧豆腐，五分钱还可以买张油光纸，订成一个32开的作业本。大概二年级的时候，我有了一件价值远超五分钱的“奢侈品”，即上海产的一个铁制彩漆文具盒，不知父母花了几个五分钱才买到的。文具盒很漂亮、很有文化味、充满正能量。正面是蓝底彩画，画面中几个少先队员，有的打乒乓球，有的喂猪，有的看科技画报；背面是金黄色底，一组紫红色运动会画面，有赛跑的，有举重的，有做体操的，有赛摩托车的，有踢足球的。两面的构图、色彩、线条都堪称完美，非常有吸引力，有视觉冲击力。更为重要的是，它质量好，很结实，以致20多年后儿子上学时还曾继续使用，现在上面还留着他当时粘在上面的几张贴画。历史留痕，我当初用小刀在背面所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无意中留存了时代印记。这个文具盒，如今还在我的办公室，里边装着铅笔、橡皮、签字笔等，去年到外地出差时还带了它，因之功能如初，除了有少许磨痕、露出铁质外，没有任何缺损。有时看到它会不禁感慨：那会儿的产品咋就那么好呢？

1960年代的铅笔盒，90年代儿子上学使用时粘了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