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二线城市孩子入学焦虑 剑指教育公平

当下教育资源的匮乏和不均，让不少家长感到焦虑。

两年前的春天，潘欣怡花了500万元在上海买了一套学区房，距离黄浦区只有200米，付出的代价是每月要承受家庭收入近一半的还贷压力，而她的女儿只是有机会进入“水平还可以的小学”。

更早一些时候，林晓瑜为了儿子初中入学，在北京朝阳区买了一间比周边房价要高20%的学区房，但儿子即将小学毕业，却没能就近入读北京二中朝阳分校，等待林晓瑜的是三年的计划落空。

而在南京高校工作的叶青，早已提前两年为女儿报了“学而思”的创新班，为今后的小升初面试有加分项做准备，她还规划好了女儿今年暑假的学习出游计划。

潘欣怡、林晓瑜和叶青对孩子的入学焦虑，折射出的是当下教育资源匮乏和不均的现状。真正的教育，本意是教养，但今天家长花费巨资购买学区房把孩子送入公办名校，或让孩子参加培训班努力考进民办名校，有的甚至还安排孩子出国留学，主要不是为了教养，而是为了获得进入社会更高阶层的门票。“在这个事实面前，普通人发展通道变窄，没有更多资源的流动机会，光喊‘减负’和提倡素质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有关专家表示。

教育部门曾多次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距离稀缺资源只有200米

“你看，这栋楼距离黄浦区的直线距离，恐怕只有200米。”潘欣怡指着窗外街道的另一边说，“但这里是浦东新区。”潘欣怡拿到这套房时，女儿才开始上幼儿园，当时她以每平方米6万元、总价500万元买下了这套房子，而此时该社区的房子挂牌价已经超过每平方米8万元。

起初买学区房时，丈夫不大同意，他觉得既然都在上海，黄浦区和浦东新区的教育水平差距，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但同事的一句话点醒了对孩子入学一直感到焦虑的潘欣怡：“现在社会变动期还没完成，阶层通道没有完全关闭，我们的孩子获得上升通道还有机会。”

潘欣怡和丈夫都曾是“县城少年”，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似乎也在印证着教育的作用：丈夫读的是地方普通专科学校，在沪打拼15年，依然没有上海户口，而潘欣怡名校研究生毕业后即落户上海。如果说他们是第一代“移民”，那么孩子一出生便拥有上海户口，起点便不同。这也意味着他们未来的路才刚刚开始。

潘欣怡夫妇俩一合计，便把2008年在上海买的第一套房子抵押给银行，并办理“个人消费贷款”80万元，还“掏空”自己和父母的积蓄80万元，又跟朋友借了80万元，作为首付款并办理了第二套房子的按揭贷款。

丈夫所在的行业整体不景气，这两年他的收入不升反降，2017年全年薪资收入比前两年缩水至少三分之一。现在每月仅银行的还款，就接近家庭月收入的一半。“孩子以后就近入学的小学，其实也不算浦东新区的好学校，主要是初中还可以，现在买学区房看小学只是第一步，初中更重要。相比之下，旁边的黄浦区教育资源更优质。”对潘欣怡来说，距离黄浦区的这200米使她的焦虑稍有缓解。

和潘欣怡相似，学区房是目前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家长焦虑的初步指向，它本身具备优质教育资源和城市房产双重稀缺的特征，也是适龄学生家长突破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实现“教育自救”的第一道关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全面移植苏联的发展模式，政府逐渐形成集中力量提高部分中小学办学质量，为高等教育快速输送人才，推动实现工业化的投入模式。1952年，政务院（国务院前身）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是代表公办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制度化的开始。

此后，为实现教育公平，教育部门曾多次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此时“就近入学”原则与“强者愈强”的重点学校共同构筑的具有“马太效应”特征的基础教育框架已经形成。

由此带来的学区房市场的火热，给了部分家长相对公平和自由的选择，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突破曾经与公办名校纠缠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教育和资产的双重回报也显得异常丰厚。

江西省安福县平都镇的孩子在认真练习民族乐器演奏。今年暑假期间，该县兴起多个民乐培训班。

“多校划片”引发入学风波

与潘欣怡相比，家住北京的林晓瑜运气就有点坏了。自从她2015年搬入朝阳区的天鹅湾小区，北京二中朝阳学校（以下简称“朝阳二中”）即将招生的消息几乎每年就要流传一次。但在今年5月，传言终于成真。

北京的家长都知道，朝阳区虽为经济大区，但教育质量却不及东城区、西城区和海淀区，2012年被批准成立的朝阳二中被视为朝阳区引入优质教育资源的成果之一。

天鹅湾小区和这所学校相距不到3公里，且两者同处平房乡，林晓瑜一直以为自己的孩子有被“阳光普照”的机会。2018年秋季，朝阳二中正式招生，周边的许多家长却得知，这所优质校仅接收邻近三个小区的孩子。

在各个城市，按学区就近入学均是义务教育阶段一条主要的入学路径。2015年前，各地实施的基本是“单校划片”，即一处房产对应一所学校，在教育部的推广下，各地陆续开始实行“多校划片”，即一处房产对应多所学校，在学生填报志愿后，通过电脑派位随机录取。

“多校划片”目的是改变“单校划片”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把学生入读小学、初中由“一对一”变成“一对多”，最终能入读哪所学校，由唯一答案变成多种可能，由此消解学区房过热的情况。由于划片方式趋于复杂，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曾公开称，“多校划片”仅仅是“建议推广”。

但在现实中，无论片区如何划分，总难以达到皆大欢喜的局面。如何科学划片并平衡各方利益越来越成为一道难题，许多纷争因此而起，在北京之外，深圳、南京、成都等大城市均不能避免。“围绕着学校划片的争议在哪里都会发生，除非是那些教育资源特别均衡的地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

每年5月，朝阳区入学居住地对应学校查询系统会悄然开放。今年5月2日，林晓瑜登录系统，输入“天鹅湾小区”，发现对应初中为日坛中学实验学校，这所学校过去几年一直是天鹅湾小区对口学校。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小区没有成为新建校——朝阳二中的受益群体。

一所还没有开始招生的学校为何受到家长如此关注？原因很简单，北京二中是一所“牛校”，这所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学校位于东城区，拥有一系列“头衔”：教育部“开展高中特色发展试验”项目学校、北京市高中示范校、北京市高中课改自主排课自主会考实验校、北京市培养创新人才翱翔计划基地……特别是近几年来，北京二中的发展势头迅猛，在一些家长心中的排名仅次于人大附中，已经超越了四中、八中等老牌名校。

与林晓瑜一样，同处平房乡的许多小区业主都发现，朝阳二中似乎与他们无关。这些小区离朝阳二中更近，最远的距离学校仅约两公里。查询系统显示，只有紧挨着的姚家园新村、逸翠园和金隅凤麟洲被“单校划片”至朝阳二中，这意味着这些小区的业主用不着派位，他们的子女就能笃定地就读这所优质学校。明明距离更近，却没有机会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公平感使许多天鹅湾小区业主迅速提出异议，一场保卫学区房的风波由此而起。

新建校、热点校注定会引发重新分配的愿望。一些城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应对措施。比如成都市在今年下发的入学政策通知中提出，热点学校的划片范围要根据情况逐步扩大。其实在2017年，成都市高新区曾爆发过一场争论，起因是翡翠鹭洲小区没有被划入一所最近的新建小学，部分情绪激动的业主甚至做出了下跪和拉横幅等行为。

在制定今年的划片方案时，成都变得更为谨慎。对于资源配置不够均衡、问题非常突出的区域，成都市教育局发文称，可依据适龄儿童人数、学校分布等因素，充分尊重已有的划片方式和办法，根据实际情况反复调研、认真论证。确需调整的，要邀请相关单位和家长代表充分参与，增强划片工作的认可度和公信力，新旧片区变化还会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限。

新疆布尔津县金山书院，学生正在参加暑假航空科普夏令营活动。

民办小学的课业负担

林晓瑜还在天鹅湾业主群里积极联络各方，协调家长诉求，试图要求将所在小区纳入朝阳二中的划片范围，而南京的学生家长叶青正在为女儿的暑假生活忙得不可开交。

叶青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她的女儿马上要上小学二年级，趁着暑假，叶青先带着女儿去云南玩了一趟，回来之后便陪着孩子去上课外辅导机构“学而思”的创新班。虽然小学四年级才需要奥数成绩，但由于学而思一座难求，要从幼儿园大班（5-6岁）就开始“抢位子”。孩子年纪小，两个小时的奥数课就像“听天书”，叶青坐在孩子身后，奋笔疾书，回家再给孩子复述。

叶青原本不是“鸡血”家长，反感补习，然而两次民办小学面试的失利改变了她的看法，必须早早为小升初面试做准备。比如，面试中老师会以闲谈的方式了解家庭实力。她告诉女儿：“以后（小升初）面试时，老师问你喜欢去哪玩，你要说喜欢去美国奥兰多的迪士尼，不能说是家门口的小花园。”叶青一位朋友的孩子，小学毕业就做出了二十多页的简历，里面都是各类证书，而这些都是上培训班获得的。这是民办优质小学、初中的“通行证”。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国平说，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公布的报告，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产业的产值高达8000亿元，近于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江苏省全年的财政收入。虽然国家三令五申要为中小学学生“减负”，实际上，课外补习产业一直都在野蛮生长。培训班的疯狂，只是民办好学校一席难求的一个侧面，因为家长们都希望能在“幼升小”“小升初”中取得胜利。

相对而言，民办小学、初中的升学率高，价格可以承受，因此成为中等收入家庭追捧的对象。知乎网友大余根据2016年上海市教委、学校官网和家长论坛的数据，发现位列12所名校高中总预录人数前10名的初中里，公办学校仅有1所，其余9所全是民办学校。

从升学链来看，进入好的民办小学就容易上好的民办中学，进了好中学基本半条腿就迈进了名校乃至美国常春藤，毕业之后孩子能大概率跻身优势社会阶层。这种现实的考量，倒逼家长尤其是独生子女家长们不得不倾注财力、人力，押宝在幼升小、小升初这两条“起跑线”上。

一般而言，学龄儿童上小学，共有四个选择：一、公立名校；二、国际学校；三、民办小学；四、普通公立小学。其中，公立名校实行“就近入学”原则，需要家庭名下有对口的学区房和户口，潘欣怡就是其中的代表。学区房不仅价格贵，还有政策风险，因为入学规则随时可能调整。今年北京朝阳的天鹅湾小区就实行“多校划片”，没有对口理想中的朝阳二中。

目前民办中小学的学费普遍较低，并不似人们想象中的贵不可攀。比如在好学校扎堆的上海市徐汇区，几所民办名校的学费每学期不到2万元。按照中小学每年4万元的学费推算，一个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36万元，成本远低于购买数百万的学区房。由此，相较其它三种选择，民办中小学目前因教学质量高、成本低于学区房、生源背景相似，成为大多数家长的首选，像叶青这样“削尖了脑袋”想要孩子进入优质民办中小学的家长也就多了起来。

“不患寡而患不均”，林晓瑜在业主群里如此感叹道。如何让价格畸高的学区房降温？如何缓解公众的划片入学焦虑？如何不让孩子增负去上民办名校？种种现象，反映出来的实质是教育资源的匮乏与不均。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而机会公平则是确保教育公平的先决条件。唯有确保教育公平和机会公平，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教育焦虑。而这也才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

文章选自《凤凰品城市》2018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