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第一代打工人网红：逆境求顺 奋斗不息

记者 | 翟星理 实习记者 梁颖欣

编辑 | 曹林华

肖红霞最终拒绝媒体进入她在深圳的住所。

她对媒体的态度跟11年前不一样。2009年12月16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肖红霞和6名工友被评为年度人物。媒体、综艺节目、纪录片导演蜂拥而至，肖红霞对他们开放全部空间，向外界展示工人的真实生活。

时代的光环，让肖红霞成为第一代打工人网红。肖红霞想抓住时代缝隙透进的光，改变命运。那时候，她几乎对所有来访的媒体都说，“最大的愿望是在深圳安家，做一个真正的深圳人。”

肖红霞迅速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曾在共青团邵阳市委驻深圳工作委员会担任过职务。她离开工厂，参与公益活动，开淘宝店卖服装和蜂蜜。

与当下互联网语境中的“打工人”不同，初代打工人网红肖红霞亲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浪潮，也是深圳经济奇迹的直接参与者。那时，“打工人”并未被赋予城市白领自我嘲解的调侃意味，和肖红霞一样的打工者收入不比北京的普通职员低，他们验证了劳动可以改变命运。

光环褪去，持久的奋斗下，也有不少“失败”涌来。她因盲目投资而血本无归，也开过淘宝店，但收入不多。现在，她在深圳一家地产中介做文员。

11年过去，肖红霞如今很少跟人提起曾经想在深圳安家的愿望。新的时代里，一切都变化太快，但16岁就外出打工的肖红霞，仍有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

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后，进入宏大叙事体系中的深刻变革时代，新的经济增长极也从肖红霞曾经投身的制造业，转向人工智能等新型高端产业。不管经济增长的方式如何改变，41岁的肖红霞仍然相信，双手和时间，总有一天会给她带来改变。

早上8点35分，肖红霞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的出租房出来，在天虹商场站坐上M548路公交车。她要在6站之外的上寮市场站下车，步行去入职刚一年的房地产公司上班。

在车上，肖红霞用手机看一部悬疑小说消磨时间。没看多久，她收到黄冬艳的微信。黄冬艳是登上《时代》周刊的7位中国工人之一，也是肖红霞的湖南老乡，这些年两人一直保持联系。

已经回乡创业的黄冬艳说：“生活不易。”她昨天晚上两点多到五点多失眠。肖红霞连忙送去安慰。

在以销售人员为主体的房地产中介公司，文员肖红霞的日常工作极度琐碎。她的工位在一个小角落里。她替老板和店长传达工作安排、整理公司文件、打印材料，为同事办电话卡。她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后勤。

早上9点，门店里的所有员工起立唱歌、喊励志口号。歌是公司创作的，有句歌词是“张开了双臂，谁人都可以拥有这世上最美的生活”。肖红霞也站了起来，但没跟着同事一起喊，也没唱。

销售行业善于激励员工。肖红霞去年入职前，刚刚经历了创业失败和家庭变故，一星期没出过门。老板和同事都鼓励她，要多接触销售业务，地产中介公司员工的使命就是卖房子。她陆续听不同的同事讲起深圳房地产中介一位传奇女销售的经历。把零散的信息拼凑起来，肖红霞得到一个和她有类似遭遇的中年女人一步一步走向人生巅峰的励志故事。

肖红霞说，传奇女销售在四十多岁的时候遭遇婚变，被丈夫扫地出门。没有学历和职业技能的中年家庭主妇要养活自己，只能进入地产中介行业碰运气，很快就展现出过人的人际能力和销售技巧，一跃成为近些年深圳同行口中的传奇人物，年收入保守估计达7位数。

尽管没有人见过这位传奇人物，但肖红霞不掩饰对她的敬佩和羡慕，经过这些年的浮沉，她清楚能爬上金字塔顶端的人寥寥无几。但至少，这是她目前在事业上的期望。

同事唱完歌，肖红霞出去买早餐。一个韭菜盒子和一杯红糖糕豆浆，一共6.5元。这几乎是她早餐的最高消费，她现在月薪3000多元，要养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小儿子。家人能支持的不多，租房、供小儿子读书，几乎只能靠她自己。

肖红霞从小渴望白米饭。1979年，肖红霞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市一个山村农民家庭。那时候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一碗白米饭已是奢侈品。

肖红霞出生当年，广东省决定撤消宝安县，成立深圳市。从此，深圳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无数像肖红霞一样的人，踏入这座城市，追求理想。

深圳创造经济奇迹的时候，肖红霞还在老家挨饿。全家四口人只有一亩一分地，粮食不够吃，每年都要找亲戚朋友借粮，但关系再好也借不到大米。肖红霞家借到的都是麦子和红薯。时至今日，肖红霞不爱吃红薯，面食也极少吃。

1995年，16岁的肖红霞跟着表哥，从湖南邵阳老家坐中巴车到深圳，路上走了三天两夜。在此之前，她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镇上，从村里步行一个多小时。

此时，她仅仅只是知道目的地是深圳，但去什么工厂，做什么工作，她都不知道。

她在深圳宝安区石岩山城工业区一家纸厂找到第一份工作。呆了一个星期，第一次出远门的少女不适应工厂生活，坐中巴回到湖南。几个月之后，经亲戚介绍，她来到广东潮汕市饶平县紫云村一家生产相框的台资工厂做磨砂工。

肖红霞留下来的理由仅仅是这家工厂“米饭管够”。当时，身高约1.5米的肖红霞一顿饭至少要吃掉一斤半白米饭。

长达16年的打工生活在这里正式开始。作为新手，肖红霞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50元，她给家里寄去50元。而厂里的熟练工月薪在700至1000元之间。根据《北京统计年鉴》，1996年北京市职工平均月工资为798元。毫无疑问，打工在当年是名副其实的高收入工作。

在潮汕打工一年多之后，肖红霞重返深圳宝安区的工业区和亲戚团聚，再也没有离开过深圳。

工业区后面有一座山，有一回工厂放假，肖红霞和几个工友去爬山，山顶上建有一道看不到头尾的铁丝网，铁丝网对面也是一座葱翠的山岭。年长的工友告诉她，翻过对面那道山岭，就是深圳关内，那里才是真正的深圳。那时肖红霞已经在深圳待了两年多，还没见过真正的深圳。

内地人想去关内，要在关口出示《边境管理区同行证》。随着深圳经济的腾飞，关外与关内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小，关口已无存在的必要。2015年，深圳启动关口改造工程，实际上取消了对关内、关外的区别管理。

在公司，41岁的肖红霞比多数同事年长，大家都叫她肖姐。经过一年多的中介文员工作，她正在摆脱创业和投资失败的阴影。

肖姐性格直爽，嗓门有点大，经常往返于老板的几家连锁店做不同的工作，大家看到肖姐时，她多半面带笑容。

老板帮助过她，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报答他。她主动提出拍摄一张她站在门店招牌下的照片，“帮我们老板扩大一下知名度。”

上午10点30分，老板安排她把店里新办的电话卡都调试好。她操作到一半，手机摄像头坏了。她很急，乐呵呵地自言自语，“真是气死（我了）。”

笑容之下，肖红霞也有烦恼。目前，最大的烦恼是缺钱。下午，她要还一笔钱，差1000元，在微信上找人借。

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她正在刷小视频，老师发来小儿子的语文试卷，分数不高。老师建议，给她儿子找个课外老师辅导。

和老师沟通完，她才说，“我也想啊，但是一对一辅导好贵好贵的咧，一般人哪里补得起啊。”

公交车沿广深公路辅路，一路向北。车窗外是连片的工业区，有些改革开放初期的老旧工业区保留至今，厂区宿舍的阳台上都被手指粗的铁条焊死，不仅防盗，也防止工人跳楼。

公交车由南向北，肖红霞先后经过均价7.5万元的博林君瑞、均价6.2万元的丽沙花都、均价6万元的棕榈堡花园、均价4.7万元的宝利豪庭、均价4万元的松涛花园。

十几年来，她在深圳的租住地，一直追着房价、房租的洼地变动。她住过的街道级行政区域就有14个，最频繁的时候一年搬了13次家。首要条件是便宜，其次是离孩子的学校近方便接送。

她现在反思，频繁搬家可能也是两个儿子学习成绩都不理想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工人肖红霞一个月最多休息四天，对孩子疏于照料。

但至少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肖红霞当时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平时多加班才能挣到更多钱，频繁搬家去便宜的地方才能省下更多钱。

2020年11月初，18岁的大儿子去苏州打工。肖红霞成家之后，一个愿望就是不让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后来她发现，在深圳实现这个愿望的难度很高，就把标准降低为“不能让孩子像我小时候一样吃不饱饭”。

她现在的生活重心就是小儿子。早上六点，她要起床给小儿子收拾书包，儿子出门，她再睡到8点出门赶公交。晚上，儿子写作业到10点多，她也要陪着。

外来务工人员肖红霞，见证了深圳经济神话一步一步成为现实。但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她目睹的是一个奇迹般的时代，直到《时代》周刊的记者找到她。

2009年底，《时代》周刊找来的时候，肖红霞是深圳莱依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主管。在工厂，主管对工人有强大的影响，这也是她能召集7名工人参加拍摄的重要原因。

2003年，已经换过13家工厂的肖红霞进入莱依迪公司，这也是她打工生涯服务的最后一家工厂。

莱依迪公司生产的是LED的发光源，名叫灯珠，产品规格按直径分为3毫米、5毫米、8毫米等。肖红霞最初的工作是借助显微镜，在直径3毫米的发光芯片的两端焊上断点。她一天对着显微镜八九个小时，一个焊点动作每天重复4万次。

在工厂，从生产岗位升任管理岗位是一种荣耀。按照等级，管理岗位分别是领班、主管、经理，经理协调整个生产线，对老板负责。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到影响，但仍然保持了8%以上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危机中的一抹独特的风景。

《时代》周刊评选2009年度人物，中国工人是唯一上榜的群体人物。记者通过朋友打听，中国哪里有工人愿意接受拍摄，这个朋友想起性格直爽的肖红霞，她一口答应。

主管肖红霞来到厂房，问谁愿意去拍个照片。其实，当时她并不知道是《时代》周刊要来拍摄他们，甚至在杂志刊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也不知道《时代》周刊在世界新闻界的地位。

她凑齐7个工人，告诉他们拍摄的时间和地点。但拍摄前一天晚上，一对工人夫妻因琐事吵架，赌气不拍了。肖红霞没办法，带上也在厂里打工的外甥女彭春霞去凑数。

2009年12月16日杂志出版，对中国工人的描述是：“在深圳一家LED工厂，有一群年轻的男女，他们都是外地来深圳的务工人员，同时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

内文配发7名工人的照片和他们的大致经历，7人分别是肖红霞、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李春英、邓涛、曹彬。彭春霞是肖红霞的外甥女，曹彬是彭春霞的丈夫，李春英是肖红霞的表姐，肖红霞正是经过她的介绍进入的工厂。黄冬艳是肖红霞的老乡，是肖红霞介绍进入工厂。

深圳普通打工者肖红霞的命运就此转变，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她参加《天天向上》《鲁豫有约》等综艺节目，在学术活动上发言，接受家乡的官方委托，在共青团邵阳市委驻深圳工作委员会任职。

国内媒体和纪录片导演蜂拥而至。刚开始，肖红霞对他们讲的“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国际分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名词毫无概念。听得多了，她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些概念：公司这样的外贸企业不可能对全球经济危机毫无感知，在世界大经济环境下，自从2008年下半年起，工厂的订单明显少了，她的加班时间和收入都随之下降。

在工厂漫长的8年时光里，肖红霞们生产的LED灯珠照亮世界各地的角落。但随着产业技术更迭，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机器设备出现，肖红霞们和他们日夜相伴的生产线都被迅速淘汰。

2011年，肖红霞从莱依迪公司辞职。现在，莱依迪公司只剩下李春英一个人驻守厂区。

一同登上《时代》周刊的工友各奔东西。曹彬、彭春霞回到四川老家谋生，邓涛去了宁夏，邱小院进了广东另一家LED企业，黄冬艳回了湖南老家。

公交车到达天虹商场站，天色完全黑下来，天空的黑色向城市灯火的黄色挤压过来，两种色带的交界处在视觉上逐渐融合为一种微弱的紫色，没有星星，也几乎看不到月亮。

交谈的末尾，肖红霞在自家楼下吐露部分心事：这些年她过得并不如意。离开莱依迪之后，她全职参与面向女工群体的公益活动，想改变一些什么。不过，这份工作面对的客观限制很大，她没做多久。

2013年，经朋友搭桥，肖红霞开始接触电商行业，开过淘宝店卖服装和蜂蜜。对电商至关重要的店铺运营，她完全不懂。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2000多元，生意差的时候月收入只有几十块，平均收入远不如在她在工厂做经理那样高，也不稳定。

也是在2013年，创业的艰难让肖红霞意识到，她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在深圳安家的愿望，还很远。

和肖红霞联系最频繁的黄冬艳也在品尝坎坷。《时代》杂志刊出后，她也经历过高光时刻。她受邀在一部电影中露个脸，但剧组临时调整了时间，她没赶上拍摄。

黄冬艳回到湖南老家，卖过保险，和朋友一起投资过生意，最近两年开办了一个种植药材的农业合作社。和朋友投资的生意亏了，种的药材因为没有及时晾干全都发霉，血本无归。

黄冬艳不但没赚到钱，还欠不少债。和莱依迪公司的劳务纠纷诉讼还没判下来。丈夫反对她回乡，已经很久没有和她说过话了，他带着还在上学的儿子在深圳生活。总之，黄冬艳说她没有一件事顺利，“打娘胎里出来就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她50岁了，最新的想法是回深圳打工，但又对肖红霞说，“还有工厂会要我吗？”

肖红霞经历过更大的失败。她在朋友的劝说下先后投资过一种虚拟货币和红酒，直到去年才发现亏了一大笔钱。打工16年的积蓄全搭进去，她现在还欠几十万元的外债，下午她在微信上借钱，就为还其中一笔。

尽管生活艰难，但肖红霞从来没有想过回老家发展。“不可能。”肖红霞说，她不会务农，正在上学的小儿子生在深圳长在深圳，听不懂老家的方言，也不会说。也许黄冬艳就是一个例子，农业种植事实上是一门技术含量相当高的工作，需要常年的经验积累。

夜幕之下，楼宇灯火明灭。小儿子还在家里等她回去做饭。告别之前，肖红霞聊到她现在的愿望，是尽快把债还完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就是不欠债的日子。”她说，除了双手和时间，她一无所有，但就像和16岁那年外出打工时一样，她仍然保有过上更好的生活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