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的发祥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

（作者：赵辉）说起中国文化，就不能不说儒家思想；说起儒家思想，就不能不提孔子、孟子；说起孔子孟子，就不能不谈《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的万经之首，是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源泉。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不论是《左传》作者还是《左传》中的人物，常常以《诗经》做为论事、论理、论道的依据；孔子更是说“不学《诗》，无以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荀子曰：“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董仲舒说：“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由此可见《诗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后世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力。

《诗经》代表了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精髓内涵，是华夏民族文化代表之精髓，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代表。夏朝是我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是在尧舜禹时期建立的政治文明在华夏历史发展中的高度体现，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华夏民族正是因此而来。那么，夏朝、夏文化与《诗经》的产生和文化内涵，有没有必然的、唯一的对应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经过笔者考证，《诗经》正是在夏朝国都地区高度文化的基础上，开出的最光彩夺目的鲜花，成为华夏文明高速多元发展的源头。

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夏朝与《诗经》的重要地位，为中华民族所共知。但夏朝与《诗经》是在中华大地上什么地方诞生发展，却至今是华夏民族的一个无解之谜。中国历史学界倾全国之力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结果，还给中华民族自身形成的源头，中华文化形成的本源。给了西方学界及居心不良者否定中华文明历史独立形成发展，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否定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以口实。

春秋向国——一个被夏文化研究者、被历史学家所忽视、甚至是一无所知的西周东周更迭期的诸侯国。它存在的地理位置更是被中国历史学界完全错误的定位，关于这一点有些历史知识的人士，可以通过西周诸侯国分封图就可以发现向国的错误位置。

春秋向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华夏文化历史的小小诸侯国，关于他的历史与文化，中国多种重要文献中都有记载：《左传》隐公二年(前721)，"夏五月，莒人入向。"西晋杜预注:"向，小国也，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水经注·阴沟水》记载:"北肥水又东南径向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国也。《世本》曰：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京相璠曰：向，沛国县，今并属谯国龙亢也。杜预曰：龙亢县东有向城，汉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为侯国，即此城也。俗谓之圆城，非”；《竹书记年》：“诗皇甫作都于向”；《诗经》之《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有车马，以居徂向”。

尹吉甫被认为是《诗经》的采集者，部分《诗经》作品的创作者，那么尹吉甫的后半生都是在哪里工作生活的呢？在出土文物兮甲盘的铭文中明确记载：“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兮甲就是尹吉甫的称谓，尹吉甫受周宣王之命来到了南淮夷，负责成周“四方”地区的税赋征收。而这个南淮夷的“四方”地区，正是淮河流域夏水北淝河的四方湖地区，也就是西周时期的向国所在地。向国向城遗址正是位于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

“诗皇甫作都于向”“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正是记载了尹吉甫的《诗经》作品都产生于向国，尹吉甫的后半生都在向国度过，并在此创作了他的全部《诗经》作品。

由此可见，四方湖畔的向国在《诗经》形成、诞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尹吉甫在向国对《诗经》问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根据笔者对《诗经》的研究结论，四方湖畔的向国正是《诗经》的发源地，是《诗经》走向全国，走向华夏大地的原点，是《诗经》成为万经之首创造璀璨华夏文化的原动力。向国也成为研究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华夏历史、夏文化一个根本基点；避开四方湖畔的向国，对夏文化的研究成果都是浮云，必然在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成为毫无价值的水中花、镜中月。

为什么在四方湖畔的向国，诞生了深远影响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诗经》，而不是中国其他地方？而《诗经》在向国诞生后又能在华夏大地古代的文人学者中，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让他们接受、认可、推崇？这些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孟子推崇的尧舜禹后建立起来的夏朝，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答案是肯定的，四方湖畔的向国，正是夏朝时期的夏朝国都所在地，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夏朝国都遗址。因为夏朝国都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积累的文化基础，经过4000年前到2800年前近1200年的文化积累与发展，产生了以《诗经》为代表的、流传后世的中华经典文化。

北淝河古称夏水，北淝河夏水的名称已为历史所掩盖，在史料中已很难找到它的出处。夏朝历史与《诗经》的来历，也被历史所遮掩。这些问题的出现，成为困扰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之痛，绝不是一个自然事件，而是残酷的地域政权更迭，经过历朝历代的层层掩盖，被异地的当权集团所有意抹杀的结果。司马迁为写《史记》而被处以宫刑，也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司马迁的几句公道评论所导致。

夏水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所依托的远古渔猎文化、农耕文化赖以生存的独特地理环境、气候环境，是夏朝形成建立的基础，也是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基础，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物质保障。而抛开这些综合因素，孤立地去探究夏文化、夏朝国都，只能是水中捞月。在这一点上，二里头遗址做为现在夏文化探源的唯一考古遗址，不能不说是考古界与历史界的原则错误，劳民伤财，最终徒劳无功。

中国、华夏、四方、方向，笔者不敢确定“方向”词汇一定来自四方湖和向国，成为古代圣人文人学者心中向往的神圣之地、文化之地、文明之地，但夏水北淝河与四方湖以及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一定可以破解困扰华夏民族的夏朝历史与《诗经》文化。历史终将解开它被掩盖的历史，甚至至今都被历史学界与文化传统所误导的华夏历史与夏文化的本源。笔者将为此战斗到底，为尧舜禹、为华夏、为中国、为中华、为华夏文化、为华夏文明。（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