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民营美术馆的忙与茫「北京时代美术馆」

8月17日，在发布于微信公众号的《凛冬将至，匍匐前进。》一文中，广东时代美术馆宣布，伴随今年6月时代艺术中心（柏林）退出空间，广东时代美术馆的主展厅项目也将在10月8日当前展览“河流脉搏——穿越边界交叠的世界”结束后告一段落。

“民营地产企业的困境不仅仅存在于朋友圈里，从2021年的年底开始，tm（广东时代美术馆）已经历了几轮的调整，直到今年年中一切加速……在变动的大环境中，艺术的持续发展也是脆弱的。从资本的放任，到资本的无力，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广东时代美术馆在文章中如此解释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别离，随之延期的包括美术馆计划中的展览、收藏、出版及公共项目（将延期至2023年年底之后），播客项目“生滚粥”则将持续更新，部分研究、驻留项目将继续以线上的形式呈现，美术馆也将持续探讨其他不同的合作与可持续模式。

“河流脉搏”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22年

2010年，广东时代美术馆作为库哈斯应策展人侯瀚如之邀参加2005年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三角洲实验室”项目的落地实践，正式在时代玫瑰园3期的居民楼中落成。在此之后的十余年中，美术馆一直致力于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珠三角地区艺术实践呈现的独特视野，并在2017年提出“一路向南”的行动面向，通过一系列策展、研究、驻地、论坛及出版等项目，将自身置于充满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全球南方”叙事和想象之中。与此同时，作为库哈斯提出的社区-机构模型的实验载体，美术馆一直以介入式的结构寄生于所在的社区之中，以多样化的公众活动与公共空间营造成为广州黄边社区的新景观。

第五届社区艺术节“舞蹈小风暴在黄边”，2021年

这种对在地性与社会化具有针对性的探索，使广东时代美术馆一直以来在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发展研究中被视为一个独特案例，甚至被作为打破当前民营美术馆发展困局的一个模型被反复讨论。然而，当一个美术馆在对外公众层面的实践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与可能成为被反复评估、讨论的对象，美术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资金来源、造血系统等等一系列实际操作和运营方面的问题却鲜少被得到有效的关注，甚至成为讳莫如深的话题——或许“谈钱”比谈“专业度”更进一步地揭露了民营美术馆在我国面临的窘境。

广东时代美术馆，由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与阿兰（Alain Fouraux）设计 摄影：Iwan Baan ?Domus 926 June 2009

时代美术馆设计效果图

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匍匐前进”揭露了地产行业在近年遭遇的困境。与20年前伴随房地产行业高歌猛进而热火朝天的民营美术馆建设相较的，是随中国“十四五”规划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全球环境震荡所带来的中国地产行业的衰退，这种落潮早在2016年便已显现出端倪，而疫情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则是雪上加霜。

中国民营美术馆的发展最早就来自房地产的文化建设项目。成立于1998年、脱胎于地产项目的成都上河美术馆被视为中国民间美术馆的第一例，从1999年开始，策展人黄专曾在此陆续主持并策划了多场具有高度学术水准的展览，首届成都双年展也在此举办。但美术馆最终在成立两年后伴随出资人的生意破产而关闭，也预示了依靠单一企业投资模式的中国民营美术馆头上永恒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时任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与时代地产总裁岑钊雄讨论设计图纸，2004年

拥有一所美术馆对于房地产商而言的优势是显著的，在2000年左右做房地产，做美术馆“是为了要招揽生意，和真正去搞文化建设的想法没有任何关系，是地产项目才建在那里的。”[1]原中间美术馆馆长袁佐曾在采访中如此表达在当时的商业和地产环境下不少美术馆的由来。

北京中间美术馆位于海淀区西山文化创意大道的西端，在2011年正式注册为非营利性质的艺术机构，并在注册不久后就成立基金会，这是中国民营美术馆维系稳定资金来源的另一重要渠道。黄晓华是是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的执行理事，也是北京西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那时候已经认识到，不能由散落的赞助人来支持，基金会可以像一个蓄水池一样，汇集更多的力量。”[2]黄晓华在曾经的一次采访中提到基金会作为美术馆持续保障的作用与优势。

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赵文量杨雨澍艺术中心联合主办，北京中间美术馆协办的展览“疏影识清讴——杨雨澍个展”展览现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2021年 图片来源：北京中间艺术基金会

成立于2014年的明当代美术馆由上海明园集团资助，也是地产系美术馆的典型代表之一。对于明园集团为何会选择闸北区建立一个全新的美术馆，明当代美术馆馆长邱志杰曾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对于一个地产商来说，他最大的回报是和政府搞好关系，未来拿地容易。”[3]

与此同时，依托房地产自身产业作为美术馆建筑主体，也为美术馆免除了场地租赁与建设的开支，极大程度为美术馆的日常运营减负。作为地产介入艺术领域的代表之一的OCT当代艺术中心馆群（OCAT，由国务院侨办下的国有控股企业深圳华侨城提供资金）以及中国第一家正式申请为民营非企业性质的美术馆——今日美术馆，它们的建筑主体均延用、改造自楼盘项目出售后遗留的售楼部。

2003年，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揭牌

广东时代美术馆馆长赵趄也曾在采访中直言不讳，美术馆最初的成立是以营销为目的。2003年，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前身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成立，“在这段时间里（2003-2005年），广东美术馆和时代地产，双方的合作跟之前预想的比较接近，美术馆在地产楼盘的社区里开展了各种活动，这个氛围也是社区和来参观的人所接受的。”[4]

2005年，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论坛在时代分馆举办，就被安排在与时代玫瑰园二期售楼的同一天，赵趄回忆：“（当时）在现场会看到分了两拨人——三年展的艺术家、馆长在搞研讨会，另外一拨人在排队买楼。他们互相看对方都觉得非常有趣……在我看来，这对日后美术馆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无论是广东美术馆还是时代地产，无论是从它产生的社会效应还是营销价值上都获得了各方的认同。”[5]

库哈斯到访正在建设中的广东时代美术馆，2005年

如果从2003年9月29日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开始计算，2023年刚好是广东时代美术馆的二十周年。2008年，尚在建设中的美术馆曾由于金融危机停滞一年工期，“也确实企业比较困难，但这可能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些忧虑埋下了伏笔。”[6]赵趄说。

“2015年，（我们）开始思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一年，赵趄在广东时代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表文章《资助美术馆是一种公益行为》，在其中一方面指出了中国的民办非企在税收政策上遭遇的局限：“目前在中国，民营美术馆在社会组织管理局注册的都是‘民办非企业’，政策规定，捐赠人接受捐赠受让方开具的收据不具备税前抵扣的优惠（基金会可以），因其定位所限，经营性收入不足以支持美术馆的整体性运营”，一方面也提出对“将美术馆的品牌价值和艺术资源转化为商业机会”的怀疑：“以商业公司进行运作获取商业利益来反哺美术馆运营的模式是有疑问的，一方面文化商业运营成功的难度更大，另一方面就算文化商业运营成功了，也会演变为另一种资本，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并将维持美术馆可持续自我运转的着眼点放在“公益性的出路”上，号召个人、机构及企业成为美术馆的资助者。

2016年初，广州的五家非营利机构：广东时代美术馆、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录像局、黄边站和观察社共同成立“广州五行非营利艺术机构联合会”，并在同年6月举办第一届五行会筹款义卖，希望以此筹措资金补充机构运营所需，并全面合作以促进广州当代艺术生态的建设。“‘五行’一词所暗示的不光是“缺金”，还包括共同的行动和前进。”广州五行非营利艺术机构联合会的成立通告中这样写到。

2018年第三届五行会艺术公益拍卖预展现场

2017年，广东时代美术馆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文章《这条路，我们先走为敬！》中，进一步明确与细化了艺术资助人项目的具体内容，并公布美术馆“董事会”与“学术委员会”双会并行互不干涉的制度：“‘董事会’主要负责保证可持续性的资金来源，重大经营类决策。‘学术委员会”主要负责保证学术地位和知识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这种参照公司股份制设置的“董事会”结构，以期通过董事出借资金的方式来组成基础资本金，通过封闭信托的模式产生的收益来提供美术馆运营所需要的资金。在该年美术馆的年度大展“剑拔弩张——透过马赛尔·杜尚奖看法国当代艺术”VIP预览的当天，由“资助人”角色转变为广东时代美术馆副馆长的子静，为杜杰颁发了广东时代美术馆新任董事证书——他是广东时代美术馆的第一位董事会成员，也是唯一一位。

“模式的探索作为一项倡议，引起了同行的诸多讨论，它的失败作为一个案例，也值得被记住——又或者，模式之辨将成为我们共同的火种。”《凛冬将至，匍匐前进。》中写到。

“企业进入艺术的目的不外乎两条路径：市场和学术。……大部分民营机构对民营美术馆的定位，更多是偏向市场，比如很多企业或者企业家通过市场进入收藏，收藏到一定的数量或者他们个人到一定年纪之后，会把这些东西整体捐给一个美术馆，或者自己建一个美术馆。市场这条路径进入会产生很多的异化。比如说——现在各大机构都碰到了——把它当作金融化的平台，就要做金融产品，使它走向股份制；第二是商业化，以做美术馆的方式去圈定更好的地段做生意；第三种就有点偏向于做文交所或者做创意产业园的那种方式。资本对你要求过快或者过于非理性的时候，必然对机构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就使得机构被异化为资本工具了。”[7]赵趄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说。

广东时代美术馆首个自主策划的展览“换位思考：在美国的中国制作”，广东时代美术馆，2011年

这种对资本异化的高度警惕在其2015年的《资助美术馆是一种公益行为》一文中早已可见，广东时代美术馆的资金筹措因此始终坚持在一条与美术馆自身学术性、内容生产互不相关的，完全公益的道路上进行，以此保持知识与文化创造上的纯度。

这或许又回到了一个关于先锋性、学术化与公共性之辩的老生常谈的话题。一个具有高度学术生产能力的机构是否能将这种生产力同时转化为经济生产上的吸引力？是否能够被更多人理解，并由此获取稳定的资金支持渠道？市场和学术是否是两条无法重合的道路？走向市场的美术馆异化又是否为必然？

在2015年一次与泰康空间总监唐昕的对话中，赵趄说：“我自己进这个圈子，我很清楚，我明显感觉这个圈子还是相对封闭的。我在用各种方法让他（老板）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但他总是觉得，还是太小部门了。真的，就在你们这个圈子知道，但是外面真的不知道。”[8]

“大尾象：一小时，没空间，五回展”展览现场，广东时代美术馆，2016年

近年来发生于各大美术馆的跨界活动与下沉实验似乎已经在打破这个封闭的“圈子”，伴随后疫情时代而加速的多样化的线上传播途径更加直接地使这种“圈子”的边界进一步消弭，但广东时代美术馆所坚持的高纯度的艺术自治地块显然仍有自己坚持的“边界”。

从世纪初引吭高歌的“艺术圈地”运动到经济下行期艺术可能是最先被舍弃的“奢侈品”，艺术作为众多经济行为副产品的命运更迭再次证明了艺术本身难以被确定的价值，毕竟它在一个技术加速而文化却在倒退的时代中，所能起到的立竿见影的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

在2012年的采访中，赵趄说：“这么多国营的、民营的美术馆，选择这条发展路径的其实是很少的，从美术馆运营的角度看，这确实是市场机会或市场空白。我们占据这个地方，坚持做下去，从保持艺术的发展独立性角度来说，很容易就能够突出出来。当然美术馆都是长跑项目，需要坚持不懈和不求回报地付出，而且资本也会有其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并没有急迫地去实现什么目标。通过往后五到六年的发展，时代美术馆会通过其在艺术发展中的不断输出和知识生产的积累，被写入艺术史。由此我坚信，时代美术馆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黄边站由广东时代美术馆创立于2012年，并于2016年注册为独立的民间社会团体，以期通过“实践－研究－创作”的相互推动建构面向当代情境的联合工作和学习交流平台，并探索当代艺术教育的可能形态

广东时代美术馆的总体项目并未停止，尽管美术馆19楼的展厅项目即将在未来一年告一段落，但“我们会利用这个时间回顾过去二十年的工作，进一步做基础性的整理、研究、书写及出版工作，在能获取有限资源的情况下开展一些线上和社区项目。”“匍匐前进”一文中写道。美术馆将保留包括馆长赵趄、首席策展人蔡影茜及运营总监刘茜在内的骨干团队，美术馆部分项目依然能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完成，但需依靠自己解决资金存续问题。

广东时代美术馆首席策展人蔡影茜在接受《艺术新闻》（国际版）的采访时表示：“（美术馆将来的发展）需要一个不同的模式……我们将不得不缩小规模，进行重组，并将文化场景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去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我对一个更小规模的实验以及发展一个更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持乐观态度。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时代”或许在休眠，但近年逆势生长的民营美术馆仍在中国的各个地区，尤其是非传统艺术中心的更多地方不断扩展：2022年于成都成立的成都复星艺术中心；2021年于青岛成立的西海美术馆、于杭州成立的天目里美术馆；2020年于顺德成立的和美术馆……年轻的美术馆们在各自不同的运营机制与内容定位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但一切尚在摸索之中。民营美术馆的活跃不会停止，但更为健全的发展机制仍在期待更包容的、广泛的社会层面的理解以及政策上的补充与支持。

（文章来源于 TA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