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罗曼宫「沈阳故宫传说」

沈阳是清入关前的都城，是在明沈阳中卫的基础上改造、增拓而成。改造规划不仅继承了中原传统的都城规划理念，而且还保留了满族固有的建城传统，其中最重要的是吸收了藏传佛教中的对称和中心点的“曼陀罗”构图理念，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史上唯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曼陀罗”城的范例，从而创造了人类城建史上一个不朽的杰作。

沈阳城的第一个建筑高峰开始于明末清初，它不仅再现了高超的中国传统建筑营造艺术和技术水平，而且还形成了沈阳地产青砖素面清水墙的建筑文化，并以其优良的传统和鲜明的个性为近代建筑艺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三，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从此，沈阳华丽转身，取代辽阳而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这一天对于沈阳来说，可谓划时代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沈阳古城史上迎来了最为辉煌的一页，古城的建筑史上也开始了它的巅峰时刻。

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大规模改扩建沈阳城的计划基本完成。其拓展工程先是把明城墙增高加厚，又把城里的十字街路改为井字大街。据《盛京通志·京城》记载：“其制内外砖石，高三丈五尺，厚一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百三十二步，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明楼八座，角楼四座，改旧门为八：东向者，左曰内治（小东门）、右曰抚近（大东门）；南向者，左曰德盛（大南门）、右曰天佑（小南门）；西向者，左曰怀远（大西门）、右曰外攘（小西门）；北向者，左曰地载（小北门）、右曰福胜（大北门）。地阔十四丈五尺，周围十里二百四步。”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正式命名沈阳为满语“谋克敦”，汉译兴盛京都，从此沈阳城称为“盛京”。

沈阳“曼陀罗”城的完整成形是有一个过程的。它是经过皇太极的设计与初创，在皇太极去世37年之后，才最终形成，即外城的完工。

中国古代的都城一般都有三道城墙，即宫城、皇城、罗城三重。罗城即外城，古时又称“关城”或“郭城”，即所谓“筑城以卫君，筑郭以卫民”。盛京外城至康熙十九年(1680)全部竣工。在内城与外城中间建有规整宽阔的马路，东西南北，各自对称平行。东有东顺城街，西有西顺城街；南有南顺城路，北有北顺城路。外城为圆形，周长三十二里四十八步。圆形的外城按照内城，也开了相应的八门：东向之南曰大东边门，北曰小东边门；南向之东曰大南边门，西曰小南边门；西向之南曰大西边门，北曰小西边门；北向之东曰大北边门，西曰小北边门。外城八门与内城八门两两相对，所以沈阳城又有“八门八关”之说。由于内外城的八门是错落的相对，所以内城门与外城门之间的道路不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而是斜的；又因为内城小而外城大，这样从内城到外城的道路不仅是斜的，而且还是放射状的，整个城俯瞰宛如一平置的车轮辐条状。内城与外城之间的地带称之为“关厢”，这样“关厢斜路”就成了沈阳老城基本的交通格局。

清崇德八年（1643），又开工建“四塔四寺”，顺治二年（1645）竣工。“四塔四寺”中的塔建在盛京皇宫东西南北四个等距离的正方向，相距都是五里。据“四寺四体文碑”碑文所记：“盛京四面各建庄严宝寺，每寺中大佛一尊、左右佛二尊、菩萨八尊、天王四位、浮图一座，东为慧灯朗照，名曰永光寺；南为普安众庶，名曰广慈寺；西为虔祝胜寿，名曰延寿寺；北为流通正法，名曰法轮寺。”

至此，沈阳古城的格局基本定型，城池的面貌也大为改观。中心为宫城，宫城之外为方形的皇城，皇城之外为圆形的罗城，皇城与罗城的八门八关间以放射状街道相连，罗城外又有对称四塔相护持。这种形制作为中国都城规划的最后范例和完美布局，在中国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深入考究，沈阳城的形制除了遵循《周礼·考工记》王城规划原则和满族自身的建城理念以外，最主要是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就是“曼陀罗”构思。

在“曼陀罗”构思下的沈阳城格局分为宫城、皇城、罗城三道城垣，内有两方，外有一圆。皇城内的井字街道如同轮毂，从皇城至罗城圆廓间呈放射状的八条路恰为轮辐，环形的罗城圆廓形成轮辋。从而构成了典型的“曼陀罗”图案轮廓。皇宫紧挨中心庙，恰似佛界之须弥山。

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城市中心都要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它既是城市的中心地标，同时也是城市风水学的需要。按中国古代风水学理，城市里对面两城门是不能相见的，中间必须要有建筑物屏蔽。如唐时会建一座尊胜陀罗尼经幢，元代会建中心阁，明清时会建鼓楼，而唯有明代的沈阳城却建了一座中心庙。

关于沈阳中心庙的诸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研究清楚，许多谜仍有待后人开解。比如皇宫北宫墙正与这座中心庙重合，按皇家宫殿形制，无疑是要将中心庙拆除的。但当年清皇太极改造沈阳城，建皇宫时，特为中心庙留出位置。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故宫北宫墙到此拐了一个弯，形成一个凹形，让出了半亩地给中心庙。皇太极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只能从它遵从佛教的“中心说”来解释，他不忍将已经承继下来，或者说苍天赐给他的历史中心再破坏掉，他尊崇这个中心，实在也是在尊崇他自己。有了中心庙作依托的皇宫，从此更为稳固，更为尊崇。皇宫之外，是环绕而建的八旗王府，恰如须弥山腰之四大天王；两道护城河，又似咸海；河外等距离对称而建的“四塔四寺”，则如同四大部洲。所以，后来展开的盛京平面图，不管怎样绘制，都是一幅完美绝伦的“曼陀罗”。

为什么清初要将盛京城建设成曼陀罗形呢？这主要与皇太极时代及清初的政治需要与宗教制度有关。

公元8世纪，天竺僧人莲华生等把密宗传入西藏，并与西藏地区的本教融合，形成了喇嘛教。明代，藏传佛教喇嘛教又传入蒙古地区并成为蒙古族普遍崇奉的宗教。由此，喇嘛教沿着青藏高原、中亚、蒙古高原、辽海（辽西—东北亚）一线一直传到朝鲜半岛。皇太极为了强大自己，进入中原，统一中国，采取的一条重要政治策略就是争取和笼络蒙古上层统治者，对蒙古，除了结盟、联姻、赏赐、封爵等手段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其俗而治其众”，通过宗教来密切与蒙古族的联盟。当时，明、清之间的斗争正处于关键时期，喇嘛们把盛京城规划设计成藏传佛教“曼陀罗”的形式，正是想以宗教的力量捍卫盛京，保佑刚刚建立的大清王朝战胜明朝，一统天下。清初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一就说过：“法轮寺在盛京地载门外之北，永光寺在抚近门外之东，广慈寺在德盛门外之南，延寿寺在外攘门外之西，各占一隅，皆建白塔一，闻当时有喇嘛善堪舆者云：四塔全，当一统，后果如其言。”这样，喇嘛教不仅为满族所吸收，而且还使清朝的信佛之风日甚，并最终成为国教正宗。

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喇嘛教思想影响的皇太极，对“曼陀罗”的规划理念自然是积极接受的。

当初到沈阳的蒙藏高僧不仅对喇嘛教经典和教义有很高的修养，而且对塔寺的修建和佛像壁画制作技术也十分精通，他们参与沈阳城的建设布局，还设计修建了实胜寺和“四塔四寺”。

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等与皇太极关系密切，音问不断。在五世达赖喇嘛写给皇太极的信件中，就直接称盛京为“莲花之城”，称皇太极为“曼珠师利大皇帝”。西藏喇嘛教如此称呼皇太极，其实已然将他视为盛京城里的本尊了，而他所居的盛京城自然也就是“曼陀罗”城了。

到了这个时候，不管是宗教精神，还是建筑形制，盛京这座绝盛皇都以其“曼陀罗”的象征意义，已然在精神上完成了对华夏大地的统一，成为中国“形而上”的统治中心。“曼陀罗”的沈阳无疑是成功的。在当年，就曾吸引许多人的目光，并诉诸文字。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大才子纳兰性德随侍康熙皇帝巡幸奉天，为沈阳的帝都之势所感染，写下一首《盛京》诗。其中说：“拔地蛟龙宅，当关虎豹城。山连长白秀，江入混同清。”高度赞美盛京城的雄伟壮观。1743年，最喜舞文弄墨和最具浪漫色彩的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盛京，写下著名的《盛京赋》，称外圆内方的沈阳城是“规天距地，向明授时”。从纳兰诗人和乾隆皇帝的赞颂中，虽然还看不到以“曼陀罗”三字来描绘沈阳城，但字里行间却都隐含着对“曼陀罗”独特格局与形制的肯定与赞美。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中期的时候，随着北京古城墙的轰然拆掉，沈阳皇城与罗城的城墙也随之消失。“曼陀罗”的沈阳失去了“曼陀罗”最具象征意义的“外圆内方”。所幸宫城还在，中心庙还在，“四塔四寺”还在，今天沈阳人还能看到复原的当年皇城的城门和角楼。虽然八旗王府风消云散，八门也只剩下了地名存在，但透过怀远门和抚近门的沧桑楼影，“曼陀罗”的沈阳还有着依稀的架构，或是伴着古旧的历史记忆存入泛黄的历史档案中，或是星星点点般散落在文化人的考据文字里。从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过三十多年的新一轮城市大改造和大扩容，沈阳城越发地高楼林立，街道宽阔；越发地东北西南，对称开发；越发地以故宫为中心，圆周形、涟漪式向外扩展。这一切，说明自皇太极之后，历经390多年，沈阳城的发展格局还依然沿袭着“曼陀罗”式。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不管这个城市规模如何扩大，始终是以中心庙和故宫为圆点，不仅城市格局，包括城市性格，城市文化和城市局限性都呈现着“曼陀罗”式的特点。这就是既聚合中心，又无限外延；既圆融有序，又纵横交错；既创意宏阔，又管理粗放。

这就是“曼陀罗”的沈阳。“曼陀罗”式的宿命让这个城市很中心，很阔大，很有序，但又很放射，很交错。不管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老沈阳，还是外来的旅游者都感到这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又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一切的一切，都像极了“曼陀罗”。

帅正新闻、沈报全媒体记者 初国卿

沈阳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沈阳网）编辑 崔扶尧